自由才是最高的价值

北京大学教授  蒋晖

自由才是最高的价值

——“《光明大手印》系列”研讨会上的发言

感谢雪漠老师能出这部《光明大手印》系列，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讨论一些精神性的问题，这是很难得的。通过在北大教书，我也能感觉到精神问题在北大校园里也是比较难谈的，主要以技术型为主，人文以文学的分析为主，但是背后那些精神性的东西很难谈的，尤其是本科生。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这些精神的问题怎么被关注、被谈论，这是我关心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资格来谈这个宗教问题，今天，我是带着纸和笔来的，目的是向诸位老师、雪漠老师来学习的。因为我本人研究的是西方的东西，很多年都在国外，最近刚回来，读您的大手印之后，明显地感受到中西文化的这种冲突，这种冲突是我最深的一种体会。这些冲突，今天我是带着一些问题而来的。明天，我们请雪漠老师去北大中文系跟一些学者座谈，可能那时候，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讨论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不用太多的时间，说几点想法吧。

我觉得中西方宗教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读您的这部书和参加今天的座谈会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没有这种比较的视野和机会，现在我就意识到有很多很多差别的。比如，我怎么理解这些区别和差异性？其中，在西方有一很重要的问题，不管是政治学，还是宗教学，在谈论人最终的价值的时候，都要谈到自由的问题，自由才是最高的价值。对于自由这个问题，刚才叶曼女士和您也提到在佛学里不会提到这样古怪的字眼，是个圆满的问题，这个圆满和自由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怎么理解他们之间的价值体系？互相对话、互相理解、互相阐释的一种可能性，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自由不仅是一个宗教的问题，一个哲学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因为现在西方的政治体系就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如何实施上，换一句话说，宗教是政治哲学的根基。

那么今天，我们推行这个大手印，推行这个佛教文化信仰的时候，佛学的核心理念多少程度上能转化我们现在民族政治的核心观念、根基？这是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明显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是有冲撞的，如何影响我们建国的政治基础？否则，仅仅是就文化谈文化的话，是不可能深入地影响社会的，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今天西方宗教发展的过程来看，越来越向伦理学转向。宗教世俗化之后，大家都不去教堂了，都是一堆人一堆人组织起来学宗教，也没有什么指导，完全是自己去，这就所谓的马丁路德的改革产生的结果，在这里，唯一宗教西方人感兴趣的就是培养孩子的伦理道德，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做个严格的区分。换一句话，你参加他们的宗教组织的话，你会发现，他们谈论的是道德问题，就是孩子的行为规矩，你怎么能够不伤害别人呀，怎么尊重别人，谈论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换一句话说，西方宗教之所以能够产生影响，在于它很现实化，它也是一个实践，但它这个实践是个立竿见影的实践。但是我们在佛教里谈论“空”和“虚”的话，谈自我修行的话，那么我觉得，经常谈善恶不分对立的话，那么怎么具体指导现实的生活？要是靠一个很大的悟性，那是很困难的。这也是西方基督教能够被迅速传播，而且被实践很重要，它能够迅速的伦理化、伦理的教条、伦理的规范。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智信和爱的问题。这一点与西方也是极其不同的，很大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宗教、佛教也是一个质的问题，是一个反思的问题，如果反思的程度跟西方，跟奥古斯丁相比的话，其密度是不如人家的，明显地不行，按西方来比的话，不是一个特理性的宗教。这里面，一个特有意思的问题是什么地方？这里，我刚知道有个“双修”的问题，有个身体印证的问题，这在西方是没有的。所以，西方会在理性上反思“上帝”的种种性，知道近代笛卡尔所说的“我思故我在”，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存在，跟感觉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很强的理性思辨的传统，但我们这个佛教是没有的。佛教有很重大的意义，在身体上能感觉到佛的真实存在，这个大概从福柯以来，六十年代才感觉到的东西，感觉到一种神性，对西方是差异性，同时也是有启发的东西。如果在这一方面加以阐述的话，能和西方文化对话，这种对话是有可能性的，因为这是它所欠缺的，而是我们所有的。

我还有几点，但不想多说了。

明天我们继续接着讨论。谢谢！

(陈建新、王静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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