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野圭吾：哥斯达黎加的冷雨

东野圭吾：哥斯达黎加的冷雨

    忽闻一声怪叫，两名带着猴子面具的强盗猛然出现在我们面前。面具是橡胶制的，很像孩子们庆祝万圣节时戴的那一种。

　　正在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中艰难跋涉着的雪子和我陡然面对这等遭遇，连叫也叫不出来，只是瞪圆了双眼，僵立当场。

　　右侧那名身形更为壮硕的蒙面汉先朝我们跨出一步。他从被汗水和湿气濡得黏糊糊的T恤衫中伸出粗壮的胳膊，手里还握着一件黑乎乎的东西。我花了好几秒钟才认出那是一把枪。

　　那男人冲我说了句什么。但他说的不是英语，而且隔着面具，声音很模糊，我根本听不清楚，只好高举两手，并转头示意雪子也这样做，只见她已经摆出了举手投降的姿势。

　　大概要被他杀掉了，我心想。莽莽丛林之中，其他行人恰好路过的可能性基本为零。当然，也正因如此，这两名强盗才敢如此行事吧。

　　我感到自己的心脏像是漏跳了一拍，随即便加速鼓动起来。呼吸开始变得困难，冷汗也顺着脊背往下直流。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体内的各个器官直到此刻才纷纷起了反应。

　　持枪男子又开始说话了。我从他含混的语音中隐约辨别出一个单词“DOWN”，猜测他是让我们蹲下，便高举双手弓下了腰。男人连说了好几遍“DOWN，DOWN”，还在我背上狠狠摁了几下。

　　“他、他、他好像是让我们趴下。”雪子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好、好像是这样。”

　　我把挂在脖子上的照相机搁到一边，俯身趴在湿漉漉的草地上。雪子也把拿在手里的望远镜放下，趴倒在地。

　　另一名强盗手持大刀走了过来。这是要干么？不会是要把我们的头割下来吧？那还不如一枪把我们干掉来得爽快呢。不不不，我可也不想听到枪声哪！我极度恐惧和紧张，不吉利的念头一个接一个从脑子里冒出来。归根到底，我们是没救了。我和雪子就要被杀死在这里了——

　　人们都说，在临死之前，此前的人生历程会像走马灯一般在眼前快速地一一呈现。然而这种奇特的体验却根本没有出现在我的身上。占据我脑海的，只有三个字：“为什么”。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发生这种事情？为什么？为什么？

　　手持大刀的男子在我身边弯下腰，开始翻弄我的裤子口袋。只听一阵哗啦哗啦的金属碰撞之声，想必是租赁汽车和宾馆的钥匙被他抢走了。房门钥匙倒也罢了，车钥匙被拿走可就糟了，我心想。车的后备箱里放着价值上百万的照相器材，那可都是我费了好大工夫才搜罗来的。能不能请他们行行好把这些东西给我留下——性命垂危之际，我居然还在转这种念头，也真是财迷心窍。

　　那男子陆续把我们的护照、旅行支票、信用卡和钱包从口袋里摸了出来，还像完成例行公事一样摘下了我的手表。放在地上的照相机无疑也难逃此劫。这是我从朋友尼克那里借来的。如果可以活着回去，我还得赔偿给他呢。

　　接着，强盗开始向雪子进攻。但他只是随意翻弄了一下她的牛仔裤口袋，用扫兴的口吻嘀咕了一句“NOMONEY”就罢手了，连望远镜都没碰。

　　把想要的东西统统拿走以后，两名强盗把我们的双手和双脚用胶布困了起来，还用脏毛巾堵上我们的嘴。他们看上去也极为焦虑，连连喘着粗气。事到如今，我反而松了口气，因为这一举动表明他们不会要我们的命了。

　　把我们绑好以后，一名强盗拍拍我的肩，连说了两句“OK”。

　　这是不是“别害怕，我们不会杀你们的”的意思？

　　两人终于转身离去了。过了一会儿，汽车引擎发动的声音远远传来，想必他们是打算驾驶着我们的租赁汽车逃走吧。

　　但就在片刻之后，一名强盗折了回来，大概是想确认一下我们是否真的动弹不得。当看到我们僵直不动的样子，他露出了安心的神色，说了一声“BYE”，便再度离去了。汽车引擎的声音响了一阵，渐渐消隐无声。

　　我转过头来，看向雪子。她和我一样，两手被反绑在背后，一脸的无可奈何，正用目光向我诉说着“为什么会碰上这种倒霉事”的困惑和恐惧。我的表情肯定也是如此。不过保住性命可比什么都强啊。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灌进耳朵里的雨滴冷冰冰的。

　　我开始扭动着手脚挣扎起来，双脚竟然立刻恢复了自由。因为我碰巧穿着橡胶长靴，而强盗只是在长靴上裹了胶带。所以只要挣掉鞋子，胶带也会随之脱落。另外，由于我俯卧时把腰包压在腹部下面，所以也没被他们找到，里面还有少量现金可以救命。可见强盗们也惊慌得很，活儿干得毛毛糙糙的。

　　我站起身来，对雪子说：“我去找人帮忙，你就先呆在这里。”但嘴里塞着东西，只发出一些“呜呜呜”的声音。说完以后就反背着双手奔跑起来。

　　这里是一座叫做布拉利奥的国立森林公园，出了公园入口就是高速公路。入口处极为狭小，就是把树丛砍开一些，供游人勉强通过而已。我们遭袭的地点，就在离此大约二百米的丛林之中。

　　我走上公路，发现原本停在那里的租赁汽车果然已经不见了。我便站到路边，等待过往车辆。

　　不一会儿，一辆面包车驶了过来。我上蹿下跳地给司机看我反绑着的双手。脸上还竭力表现出求助的神色。但司机却并没有停下，反而像撞见瘟神一样加快速度从我边上飞驰而过。

　　之后驶过的好几辆车也是如此，非但不停下，反而加速开走。要不是我及时加以避让，说不定还会被撞死呢。

　　时候我才得知，此地的一种犯罪手法就是先装出求助的样子把车拦下，上车以后立马翻脸变成强盗打劫，司机们对此都恐惧万分。

　　过了半晌，我依然没能拦下一辆车，只能垂头丧气地回到雪子身边。她正在地上挣扎蠕动着，嘴里塞得东西已经吐了出来，但不巧堵住鼻孔，阻住了呼吸，使她看上去很是痛苦。我看着她这副模样，突然觉得好笑，不由发出“呼哧呼哧”的含混笑声。

　　“你笑什么啊！”她愤怒地说：“快想想办法啊！我早就说不想来这种地方的嘛！”说着说着，她就“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我赶紧跑到她身边坐下，互相帮忙撕开对方的胶带。折腾了二十来分钟，我俩的身体总算得到了解放。只是腕表被抢走了，无法判断现在的时刻。

　　“唉，真倒霉！”我瘫坐在地上说。适才被胶带捆住的部位火辣辣地疼。

　　“我还以为会被他们杀掉呢。”

　　“我也是啊。”

　　“这种地方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我们快回去吧！”

　　“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我们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回宾馆去呢？”

　　“搭车呗。”

　　“可是车子都不肯停下来啊。”

　　“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我带着雪子走上公路，再次试图向往来的车辆求助。但依然没有一辆车愿意为我们停下。

　　“这些司机真是冷血啊！”雪子哭着说。

　　恰在此时，一辆巴士驶了过来。车身极为破旧，发出哐啷哐啷的声响，尾部还冒出阵阵灰烟。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像遇上救星一般。

　　“巴士应该肯停下吧。”

　　我们连连挥动双臂，车速却并没有放慢。我跑到道路中央，高举双手，巴士才总算缓了下来。

　　司机从车窗里伸出头来，黝黑的脸上满是怒容，用愤怒的声音说着什么。我急匆匆地跑上前去，用断断续续的西班牙语不断重复着“强盗”和“救命”两个单词。雪子在一边夸张地哭泣。

　　也不知道是领悟了我的意思，还是雪子的演技奏效，司机终于让我们上了车。车上还有十余名乘客。他们起初都厌恶地瞪着我们，但听了司机的一番解释之后，便议论纷纷起来，还招呼我们坐到一张长凳上，无疑是在向我们表示同情。

　　“请问有哪位乘客会说英语吗？”我用英语问道，又用西班牙语把“英语”重复了好几遍。

　　人们都朝一位一脸寒酸相的大叔指指。他便抱着一个小篮子，战战兢兢地走到我们眼前。

　　“大叔，请问你会说英语吗？”我用英语问道。

　　大叔连连点头。

　　“请问这辆车是开往圣何塞的吗？”

　　圣何塞是哥斯达黎加的首都，我们住的旅馆就在那里。

　　大叔再次颔首。

　　“这下就没事了，只要回到圣何塞就能想出办法来。”我用日语对雪子说。

　　大叔把手伸进篮子里，掏出糖块似的东西递到我面前，好像要请我尝尝。我说了句“NO，THANKYOU。”摇头谢绝了。从他和乘客们的交谈当中，我判断这位大叔应该是一个在公交车上兜售廉价点心的小贩，干这种买卖大概需要会几句英语吧。

　　巴士摇摇晃晃地在山路上行驶着。邻座的雪子又在嘟嘟囔囔地说：“我们这回可真是倒了大霉啊！”而我只是垂头不语。

　　

　　五年前，我被公司派往加拿大多伦多工作。我和妻子雪子听到这个调令之后欣喜万分，立马便在多伦多的北约克地区租了房子。

　　我们想赴海外工作的头一个理由是不愿在狭小拥挤的日本呆上一辈子。另外则是想去看看国外的珍禽。我从小就喜欢野生鸟类，甚至可以很自负地说，我几乎已经看遍了日本的鸟类。即使是山原秧鸡这样的稀有品种，我也曾有机会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因此我早已立志要好好看看国外的鸟类，好让自己耳目一新，增长见识。其中，加拿大更是我梦想中的国度，那里是大自然的宝库，珍禽异兽不计其数，就像一本自然百科大辞典那般丰富多姿。

　　话虽如此，刚到那里工作时，我根本就没有观鸟的闲情逸致。说不好英语，和下属难以沟通，大小错误连接不断。和客户谈判也常出纰漏，往往电话那头的客户已经有了怒气，我却浑然不觉，回话照旧含混不清，惹得对方更为恼火，最后导致谈判陷入僵局，搞得颜面尽失。那以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听到电话铃声就哆嗦。总而言之，我那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语言障碍。

　　虽然我痛下决心努力学习，但也足足花了一年时间才能自如地与人交谈，两年之后方能在工作方面应付自如。对方说个笑话，我也知道其可笑之处了。可烦心事还是不少。比如，我始终也搞不清楚秘书格蕾丝成天在想些什么，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出神，回答我的问话时也是爱理不理的，好像大脑缺根筋似的。不过她倒也没出过什么大的差错。

　　“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不能随便打乱，否则说不定会引起什么大麻烦哦。”一位熟悉格蕾丝的女同事这么对我说，我也就只好由着她去了。

　　除了格蕾丝以外，住在隔壁的塔尼亚巴先生也让我颇为挠头。自从他儿子经营的小杂货店被其他中国商人的生意挤垮以后，他就恨上了东亚人。不管我跟他解释多少遍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不同的，这固执的老人就是不听。他还对日本的经济状况了如指掌，一旦我家的草坪长得稍微越了界，他就要找上门来抱怨一通：“你们有赚钱的时间，难道就没有打理草坪的时间吗？这一带除了你们家，还有谁家的草坪像野猫脊背一样乱糟糟的？”

　　即便有种种困难，我们也终于渐渐适应了海外的生活。这边的公司经常休假，我们就在加拿大的各地旅游，寻找野生鸟类，有时也到欧洲去玩。

　　五年过去了，总公司发来传真，让我做好归国的准备。我们心中沮丧，却又无可奈何，便商量着在回国之前最后找个地方好好玩玩。

　　我对被称作自然王国的小国哥斯达黎加心仪已久，便提议去那里旅游。那儿有喙似香蕉的巨嘴鸟，还有一种蜂鸟，翅膀窄小，飞行起来却异常迅捷，我非得亲眼见见不可。

　　“那里的治安情况怎么样？”雪子问道。我拍了拍胸脯。

　　“这一点你不必担心，好像非常安全呢。”

　　“好吧，那我们就到哥斯达黎加去吧。”

　　就这样，我们回国之前的最后一次旅行，就选择了这个位于中南美的小国。我兴高采烈地做着行前准备，和雪子一起去注射了小儿麻痹症、破伤风和黄热病的预防针，还喝了防止大肠杆菌和疟疾的冲剂。虽然手续繁多，但我只要一想到巨嘴鸟和蜂鸟便心平气和了。

　　昨天，我们乘了五个半小时飞机，从多伦多飞到圣何塞，在宾馆里过了一夜。今晨便来到旅客服务中心拿了一份周边地图，确认了国家森林公园的位置，并请宾馆帮忙租了一辆轿车。之后便意气风发地出发了。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想到，仅仅在一小时之后，就会落到路遇强盗，身无分文，被迫乘坐一辆破巴士的倒霉境地。

　　

　　在巴士上摇晃了一个多小时。我却怎么也不觉得车子正在朝圣何塞的方向行驶。又过了一阵子，巴士在一个小镇的空地上停了下来，司机打手势让乘客们下车。我们下了车，只见空地还停着一辆同样的巴士。

　　“我说，这是哪里啊？”雪子问。

　　“我只知道这里肯定不是圣何塞。”我说。

　　那个卖点心的大叔指着另一辆巴士对我们说：“圣何塞，圣何塞。”好像是让我们乘上去。

　　“唉。”我叹了口气。“这里好像是和圣何塞相反的一个终点站呢。”

　　“啊？那就是又要乘上巴士，从原路返回了？”

　　“好像是这样呐。”

　　“呜呜——”雪子又摆出一副要大哭一场的架势。

　　其他乘客们纷纷围拢过来，大叔向他们解释了我俩的遭遇，虽然我听不懂他是怎么说的，但大伙儿都朝我们投来极为同情的目光。

　　一位老人不知道从哪里找来两个可乐瓶，在附近的下水道里弄了点水，递到我们跟前，嘴里还说着“水，水。”好像是让我们喝下去。

　　接过瓶子，我不由自主地咽了一口唾沫。瓶中的水呈红褐色，很是浑浊，片刻之间，瓶底上就沉淀了一些黑乎乎的东西。当地人大概还不要紧，外来者一喝下去估计就得拉肚子了。

　　“做出喝的样子就行了。”我用日语对雪子说，把瓶口凑到嘴边。老人好像因为对可怜的亚洲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很是得意，挺起胸膛重重地点点头。

　　巴士总算发车了。我打手势问司机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认为他肯定知道准确的时刻。但问了半天也只得到一个“大约四点半左右”的模糊答案。

　　又随着破巴士颠簸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圣何塞。我想找一辆出租车回旅馆，却没有一辆车从面前驶过。天渐渐黑了，路上的行人变得稀少，沿街卖小吃的店铺也纷纷打样了。这下可遭了，我心中渐感不安，身后却突然传来一声招呼。回身看去，只见一辆警车正停在那里。

　　一名警察从车窗里探出头，用西班牙语对我们说着什么，好像是问我们遇上了什么麻烦。

　　这回总算运气不错，我心想，赶紧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警察听完以后，打手势让我们坐在警车的后座上。

　　“这下终于得救了。”我和雪子对望了一眼，安心地喘了口气。

　　我还以为警察会把我们直接带回警局呢，没想到他开着警车在镇上不停地兜圈子，还不时停在路边，向行人说着什么。

　　“请问出什么事了？”我小心翼翼地与他搭话，却没有得到回答。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小时，警察又停下车来，同一位白人女性说着什么。那位女性身着紧身夹克衫，年约四十岁上下。她和警察交谈了几句以后，便上车来坐到我们身边，随后朝我们微微一笑，用英语问道：“两位这是遇上什么麻烦事了？”我听到久违的英语，心下只感到万分亲切。

　　听了我们的讲述，她说道：“那可真是不幸啊。”随后又用西班牙语向警察进行了一番陈述。警察应了一句，便发动了警车。

　　“接下来要去警察局咯。”那名女子说。

　　“他为什么不把我们直接带过去呢？我刚才明明已经讲过事发经过了。”

　　她听了这话，苦笑了一声。

　　“他可听不懂英语啊。但是看你们这副模样，也能大致猜出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才让你们先上车，再找个会说英语的人来当翻译，好明白你们的遭遇。”

　　“啊——”我浑身的气力都像是被抽干了。

　　“钱全被抢走了？”

　　“没有，这里还剩了一些。”我打开腰包，取出一个装有少量加拿大币的小钱包来。可钱包没拉上拉链，几枚硬币掉在地上。我赶紧去捡，那名女子也俯身帮忙。

　　“你们是从加拿大来的？”她看着硬币问道。

　　“是的。”

　　“我在加拿大有好多朋友呢。”她说着，把硬币放回我的钱包。

　　七点过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破旧的警局，此时距离我们遭劫已经过了五个多小时。负责录口供的年轻警官若不是身着警服，简直就像一名在集市上卖可可的小贩。他有些漫不经心地听取了事件经过，大概是觉得经过那么长时间以后，很难再捉住犯人了吧。那位女性全程为我们充当翻译。从谈话过程中，我得知她是一名律师，此人虽然相貌不美，但对于我们来说，却如同神明一般。

　　过了大约三十分钟，我们录完了口供，警察又指着雪子说了句什么。准确地说，是指着她胸前挂着的望远镜说的。

　　“他问你们强盗有没有碰过这架望远镜。”女律师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雪子说。

　　“为什么要问这个？”我问。

　　“可能会留下强盗的指纹，所以他想请你们先上交给警署。”

　　“那还是先上交吧。我们也搞不清犯人有没有碰过。”

　　听我这样说，她的表情有些复杂：“虽然这是你们的自由，但我觉得还是不交给警方为好。”

　　“为什么？”

　　“因为他很可能就不还给你们了。”

　　我非常惊讶，朝那名年轻警官看去，只见他正贪婪地盯着雪子的双筒望远镜。我又朝女律师望了一眼，她露出一副“此地的警方就是如此”的表情。

　　“我想起来了。”我说，“他们没碰过。”

　　还是这样说为好，她点点头，替我们翻译了。警察一言不发。

　　录完口供以后，警察用警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女律师临走之际给我们留了电话号码，让我们有麻烦的时候再去找她。

　　八点半左右，我们终于回到了旅馆。我真想马上回房，一头栽倒在床上，但房间钥匙被抢走了。我们跑到大堂，服务员们看见我们满身泥水的狼狈相，无不惊讶地睁大了眼睛。

　　这是一家日本人开的旅馆，一名日本服务员接待了我们。

　　“这种事儿可真不多见哪！”这名姓佐藤的服务员感慨道，“我还从没听说过有日本游客摊上这种倒霉事儿呢。”

　　“但我们遇到的可是真事儿。”雪子赌气似的说。

　　“嗯，那是，你们也不会拿这种事来开玩笑啊。但是你们怎么会孤身进那种林子呢，一般的游客可不会这么做啊。”

　　“我可是听说哥斯达黎加的治安还不错呢。”我说。

　　“这里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佐藤立刻睁大眼睛，认真地说：“哥斯达黎加可是中南美最安全的国家了，我们也非常希望多接待一些日本游客。你们碰上的事件绝对是例外。如果你们就此认为哥斯达黎加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国家，我们可就为难了。”

　　他的口吻非常激烈，好像是生怕我们回日本以后大肆宣传似的。

　　我也懒得与他多费唇舌，只请他给我们换了房间，虽然那两名强盗不至于胆大包天地到这家旅馆投宿，但我们只要一想到房间钥匙在他们手中，就满不是滋味。

　　进了房间，我脱下衣服，一头倒在床上，真想就这样睡过去，但现在可不是时候。我让雪子先去洗澡，随后分别给信用卡公司和旅行支票发行机构打去电话，讲述了遭劫的经历，办妥了相关手续。

　　接着，我又拨通了秘书格蕾丝的电话。

　　“Hello。”听筒那端传来那个熟悉的沉闷而阴郁的声音。

　　“是我啊。”

　　“哦，是你啊，泰德。”泰德是我的英文名在。

　　听到我的声音，她的口吻没有丝毫变化，甚至更为懒散了。

　　我尽量简洁地把事情说了一遍，让她明天一早把我放在办公桌抽屉里的护照复印件传真到旅馆来。

　　“明天一早把护照复印件给你传真过去，OK。”她公事公办地说，对我们的悲惨遭遇一句也没有多问。我真怀疑她到底也没有搞清楚事态的严峻。

　　把这些事务一一处理完毕之后，我撂下电话，只觉刹那之间便被巨大的疲惫所吞没了。我想起身冲个澡，但眼帘越来越沉重，终于什么也不知道了。

　　

　　次日清晨，当我睁开眼睛时，看到雪子正打开我的腰包，把里面的东西都抖在桌上，好像在数我们还剩多少钱。

　　“还有多少？”我问道。

　　“大概还剩三百多美元吧。”

　　“嗯，有这些钱就足够了，咱们拿到银行去兑换一下吧。”

　　“喂，这是什么呀？”她说着，把一块小小的圆形金属板递给我。

　　“我也不知道啊。你从哪里找到的？”

　　“就混在这些硬币当中。”

　　“这个嘛……”我依稀记得在哪里见过这件东西，一时却想不起来，“这好像是什么零件吧，我记不清了。”

　　“总会想起来的。”雪子把这块金属板也放进了钱包。

　　我们在旅馆的餐厅吃了一顿最便宜的早餐之后，便来到旅馆的旅客服务中心，那名年轻的女负责人已经听说了我们的遭遇。

　　“我有个朋友是警察，就是他告诉我的。”她说。“我们这儿可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事情呢。”

　　“虽然大伙儿都这么说，我们可不敢再相信了呢。”我说。她颇为体谅地点点头。

　　经此事件，我们的日程全被打乱了。办好相关手续之后，我们走出旅客服务中心。与那两种珍禽恐怕是无缘相见了，我心想，但只要能平安无事地回到日本比什么都强。

　　随后，我估计着传真应该到了，便来到大堂的服务台询问，却被告知没有我的传真件。

　　“格蕾丝这家伙果然忘记了。”我不满地咋了一下舌头。

　　“那现在怎么办？”雪子问。

　　“没办法了，我们还是先到日本领事馆去吧，就说护照的复印机稍后就送过来。那个胖女人，脑袋不好使也就算了，还成天吊儿郎当的，真是个不会为别人着想的家伙啊！”我嘟囔个不听，和雪子一起走出旅馆。

　　我们到银行兑换了钱，打车来到领事馆。这里也和警署一样，破破烂烂的，比民宅强不了多少。

　　一进领馆，我们立刻得到了热情接待。那名工作人员肥墩墩的，脸庞滚圆，下唇突出，活像一只加拿大松鸦。我们还没张口，他就同情地说：“两位受苦啦！”想必警察局方面已经和领馆联系过了。

　　“我们马上就为两位重新办理护照。”他说。

　　“可、可是我们的护照复印机还没送过来……”

　　我结结巴巴地说。他眨巴眨巴眼睛，递过一张纸来：“是这个吗？”那无疑就是我和雪子的护照副本。

　　“这东西你是从哪儿拿到的？”我惊讶地问。

　　“这是今晨从贵公司直接传真过来的，说是希望我们尽快办理相关手续，我们这才得知了事件的经过。您能拥有如此优秀的下属还真是叫人羡慕呢。”

　　听了这话，雪子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望了望我的脸。

　　“你说得不错，”我说。“她办事周到，替我打理了不少杂事，还是一个充满智慧的美人呢。”

　　“真羡慕啊。”他又赞叹了一声。

　　听完我们的遭遇，他叹了口气：“我们这儿小偷小摸的倒也不少，抢劫什么的还是头一遭听说。”

　　“捉住犯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吧。”我叮问了一句。

　　“这个我也说不好啊。有一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他双臂环抱胸前，“犯人为什么要猫在那种地方呢？”

　　“不就是为了抢劫游客吗？”

　　“但那种荒僻的地方很少有人经过，难道你们以为犯人会在那里傻等？”

　　“这说得也是。”我和雪子面面相觑。

　　“就算犯人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接着说，“他们又怎么知道只有你俩孤身经过那里？万一在动手的时候，你们的同伴突然出现，可不就要坏事了嘛。强盗也不是傻子啊，会考虑到这些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强盗早已瞄上我们俩了？”

　　“这个我虽然不能断言，但确实很有可能……你们在途中有没有发现被人跟踪？”

　　“没有啊。”

　　“是嘛。”这名工作人员歪了歪脑袋。从侧面看去，他那肥硕的头颈好像缩进了身体里面，和加拿大松鸦越发相似了。

　　“原来我们早就被强盗盯上了，真可怕啊。”走出领馆以后，雪子说。我也深有同感。

　　“他们怎么会选中我们俩呢？”

　　“大概因为我们是日本人吧。”

　　“所以他们就以为咱们是有钱人？”

　　“嗯。”

　　“真是的，又不是每个日本人都是大财主。”政府真应该好好对外宣传一下这一点呢，否则我们恐怕还得遭罪，我心想。

　　为了拍摄护照照片，我们按照领馆工作人员的指点朝一家照相馆走去。途中路过一座深宅大院，比领事馆堂皇多了。宅子外侧围着一圈铁栅栏，向里望去，只见两名带着墨镜的男子正无所事事地在宽敞的庭院里闲荡。

　　“他们是保镖？”

　　“好像是这样。”

　　这一带的好几处民宅都在窗户上安装了铁栅栏，可见犯罪的黑影正在逐步笼罩这个祥和的小国。

　　我们来到那家看上去像一间小杂货铺似的照相馆，只见几台旧型号的照相机并排摆在那里，也不知道是拍照用的还是店里的商品。

　　一名身上裹着长布的中年妇女操着生硬的英语接待了我们。她按动快门的方式非常粗暴，照片的质量恐怕是难保了，我心想，但是到如今却也无能为力。

　　在她为雪子拍照时，我把店里的相机拿在手中端详了一下。好不容易来一趟哥斯达黎加，却没能拍下几张鸟类的照片，我心里总觉得不好受。但这会儿却连买一台照相机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我恋恋不舍地看着相机，突然“啊”地叫出声来，掏出了钱包。

　　“怎么了？”雪子拍完照，转头问道。

　　“原来这是照相机的纽扣电池盖啊。”我从钱包里取出她今天早晨发现的那枚圆形金属板。

　　“还真是的。”她也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是尼克那台照相机上的？”

　　“应该是吧。大概是掉下来的时候被我顺手放到钱包里去了。”我嘴上说着，心里却又觉得奇怪，因为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有过那样的举动。

　　照片要明天才能洗出来，不是立等可取的。

　　晚上，我从旅馆给加拿大的尼克打去了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他就说了句：“看起来你们好像玩得挺不错的嘛。”他好像已经从格蕾丝那里听说了我们的遭遇，这是在故意跟我开玩笑呢。“托你的福，总算是安然无恙啊。”我回了一句。

　　“那就太好了。安没事吧？”

　　“也就那样吧。”安是雪子的英文名字。“真是对不起啊，你借给我们的照相机也被抢走了。”

　　“哦——果然被抢走了。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借给你。这架相机来头可不小呢，想当年我的曾祖父和汤姆大叔合影的时候用的就是它。可是想买都买不到的无价之宝啊。就算你想赔给我，我也不知道该问你要多少钱才合适，所以嘛，这回就放你一马喽。”他像开机关枪似的说了一长串，我报以苦笑。““那可不行，我一定得找台差不多的相机还给你。”

　　“不用放在心上啦。刚才我是逗你玩儿呢，那玩意儿早就老掉牙了，有时候连快门都按不下去，纽扣电池盖也老是掉下来。”

　　“果然是这样哪，盖子还真是幸存下来了，我还给你就是了。”

　　“请你一定要还给我啊。我刚才还是没说老实话，其实这个相机最值钱的部分就是这个盖子了。”

　　“那你就把它存到金库里去吧。”我哈哈笑着挂上了电话。

　　

　　次日，我们百无聊赖，想去附近的风景区看看，便又走进了旅客服务中心。那名年轻女性再次出面接待了我们，她眼中依然饱含同情之色。

　　由于我们所余钱财有限，她便向我们推荐了一个叫做卡拉拉的自然保护区，说是可以让小型巴士载我们过去，价廉物美。我们极欲借着出行散散心，便欣然同意了。

　　“再顺便给你们看一样东西。”说着，她把一份当地的报纸递给我们。上面有三周前一名英籍观鸟人遭袭的采访报道，犯人也是两名戴着猴形面具的彪形大汉。

　　“说不定这就是抢劫我们的那两个人呢。”我对雪子说，“他们得手了一次，尝到了甜头，才会对我们故技重施呢。”

　　“是啊。”

　　午后，我们乘上停在旅馆前的小型巴士，前往卡拉拉自然保护区。同行的旅客人手一台照相机，我们却只有一架望远镜，“说不定就在没有相机的时候反而会看到珍奇的鸟类呢。”雪子还尽在一边说着这些不中听的话。

　　我看到领座的一名体格强健的白人男子正在笨拙地往照相机里装胶卷，便对雪子说：“也不知道强盗们会怎么处理照相机里面的胶卷呢。”

　　“他们肯定随手就扔掉了。”

　　“大概是吧。真是的，把胶卷还给我们也好啊！”

　　“这怎么可能呢。再说你不是还什么都没拍吗？”

　　“在碰上那两个家伙以前，我已经拍了两三张，还拍到好几只有趣的鸟呢。”

　　“是嘛，那也没法子啊。”

　　说着，雪子出神地朝窗外张望了片刻，忽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朝我转过身来，“拍照片的时候要不要用到纽扣电池？”

　　“那是当然哪，电池就是用来调节曝光和快门速度的嘛。”

　　“但那个时候电池盖不是已经掉下来了嘛，难道电池还能用？”

　　“这……”我半张着嘴，愣在当场。

　　雪子说得没错。电池盖脱落的话，电池就会随之掉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拍照片的话一定会立即发现异常。既然我浑然不觉地拍了几张照片，就说明在那个时候电池盖并未脱落。既然如此，电池盖为何会在照相机被抢走之后留在我的钱包里呢？

　　“啊——”我和雪子同时叫出声来。我站起身冲司机喊道：“停车！”

　　四天之后，我和雪子提着行李来到了机场。在服务台办妥了相关手续，我们正想喝杯咖啡打发时间，身后突然传来了招呼声。回头看去，那位叫做凯西的女律师正向我们走过来。

　　“太好了，总算赶上了。”她望着我们微微一笑。

　　“您是来送我们的？太感谢您了。”

　　“我可不希望你们带着对哥斯达黎加的恶劣印象离开这里啊。”

　　“我们也没觉得这里有什么不好。”我皱了皱眉，“这回只是运气不太好罢了。”

　　“那就欢迎你们再来这里玩一趟，也好转转运气。”她笑着说，冲我们眨眨眼。

　　我们找到一处咖啡站，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闲聊。

　　“钱的问题都解决了吧？”她问道。

　　“是啊，信用卡公司给了我一张临时卡，可以用一个月。另外，旅行支票虽然已经被强盗拿去兑现了，但发行机构方面发现签名的笔迹不同，就把钱退还给我们了。”

　　“那你们被抢去的东西呢？”

　　“我的照相器材都保了险，损失并不惨重。只要赔还朋友借的那架照相机就行了。”

　　“尼克的照相机啊。”她笑了笑，“多亏这台照相机才能找到破案线索呢。”

　　“所以还得额外向他致谢呢。”我说。

　　那枚电池盖为什么会在我的钱包里面呢——我和雪子绞尽脑汁，终于回想起我在警车里打开腰包，硬币散落在地的那一幕。电池盖应该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当做硬币一起被捡起放入钱包的。这样一来就说明，电池盖早在我们上车之前就掉落在警车上了。

　　随后我们更进一步想起了当日被警察叫上警车时的情景。从警察的举动来看，他好像早就知道我们的遭遇似的。

　　我们给律师打电话谈了这些想法。她很快就领会了我们的言中之意，迅速与警方取得了联系。那辆警车立即得到彻查，并从中找出了一节纽扣电池。那名警察一经询问便爽快地坦白交代了。

　　根据这名警察的口供，他与那两名强盗相识于某个酒吧的一场赌赛。两名强盗赌输了，欠了他一笔债。两人没钱还债，正在为难，他便趁机吩咐两人帮忙监视单身游客的行踪。

　　那日，警察从旅客服务中心的那名女工作人员那里得知了一对从加拿大来的日本夫妇要去国立公园游玩的消息，便按照惯例告诉了那两名强盗，我和雪子便因此倒了大霉。

　　随后，两人回到警察那里，向他展示了抢劫的来的战利品。电池盖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掉落在警车之中的。按照那名警察的说法，他直到那时才知道两人当了强盗。本该立即将两人捉拿归案，但一想到提供被害人信息的正是自己，生怕沦为共犯，便动了隐瞒事件真相的心思。同时，他又觉得很对不起那对日本夫妇，这才开着警车找到我们，还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您觉得警察说的是实话吗？”我啜了一口咖啡，问道。

　　“多半是在撒谎吧。”她回答，“他们之间肯定有分赃的约定，这才会盯上你们。三周以前发生的那桩抢劫事件大概也是他们几人联手制造的。另外，我觉得他让你们乘上警车并非出于歉意，而是另有原因。其一，他想探探你们的口风，看看你们对于强盗的身份知道多少。其二就是想延后你们报警的时间，这才在小镇上一圈一圈地乱转呢。”

　　“原来如此啊。”

　　“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这一举动反而成了致命伤，你们居然在警车里见到了已经被抢走的照相机的零件。”

　　“更何况他还让我们遇上了您呢，他们也真是不走运啊。”

　　听了这话，她粲然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真高兴听到你这么说。”

　　两名主犯把抢来的租赁汽车丢弃在机场的停车场里，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女律师估计警方追捕这两名犯人的积极性并不高，案子恐怕很难侦破。我在心中暗暗赞同。

　　登机时间到了，我们站起身来。

　　“请你们一定要再来玩啊。”她说。

　　“等运气好一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过来。”我爽快地答应了，心中却泛起了嘀咕：这种地方哪里还敢再来第二次呢。

　　五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回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筋疲力尽地乘坐出租车返回住所。一路之上，熟悉的城镇从眼前渐次闪过，我从未感受到自己对这里竟是如此思念。

　　我们在公主大道下了车。庭院中芳草萋萋，砖砌的楼房美观整洁。我们终于到家了。

　　房门上贴着一张字条，上面用马克笔写着：

　　“WelcomehomeTed&Ann”

　　那潦草的字迹无疑出自塔尼亚巴先生的手笔，可能是格蕾丝请他这样做的。我全身气力在看到这张字条的瞬间突然消失殆尽，再也站立不住，蹲下身来。这时，身边的雪子忽然“哇”地一声嚎啕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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