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尔维娅·毕奇：莎士比亚书店

西尔维娅·毕奇：莎士比亚书店

译者 恺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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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四年，海明威的回忆录《流动的盛宴》出版，回忆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巴黎文艺圈。书中对许多在巴黎活动的作家颇有不逊之词，但有一段描写却充满了赞扬：“西尔维亚有一张生动的，如同雕塑般轮廓清晰的脸，她褐色的眼睛如同小动物般充满活力，又如同小女孩般充满快乐。她的波浪般的褐色头发往后梳，露出她漂亮的前额，在耳朵下剪短，与她褐色的天鹅绒外套的衣领相平。她的两条腿很漂亮，她善良，愉快，非常有趣。她很喜欢开玩笑，也喜欢八卦，在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人比她对我更好。”

被描写的是西尔维亚·毕奇，《流动的盛宴》出版时，毕奇已去世两年。在毕奇之前几年出版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中，她对海明威也有许多同样温馨的回忆和由衷的赞扬。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一年间，毕奇的莎士比亚书店是大洋两岸英语法语作家的聚集地，这里既是书店，也是图书馆，一批又一批的作家到这里来买书、借书、会朋友、聊天、喝咖啡、谈心事。庞德、乔伊斯、海明威、斯坦因、菲茨杰拉德、拉尔博、罗伯特·麦卡蒙、多斯·帕索斯、桑顿·怀尔德、曼·雷、茱娜·伯恩斯、尚松、普雷沃斯特、麦克利什、莱昂——保尔·法尔格、纪德、布莱荷、保尔·瓦莱里、乔治·安太尔、亨利·米勒、托马斯·伍尔夫等等。莎士比亚书店是自我流放的作家们在巴黎的家，是他们收取信件的稳定的通讯地址，是他们的“左岸银行”和“邮政总局”。

毕奇是一位古怪的书商兼图书管理员。她的图书馆毫无系统，她要出售的书上从无价码，她更没有任何营销活动。而且，她与她要卖出的每一本书都难舍难分。但她是位好书商，因为她知道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书，她曾形容她的工作，说向读者推荐书，就像是鞋店老板为顾客找鞋子一样，非得合脚才行。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书店》新版中，有美国诗人、出版家詹姆斯·拉何林（James Laughlin）写的序言，其中一段描写了毕奇的书店：

和现在的许多书商不同的是，西尔维亚鼓励顾客们在书店里随便读书。对她来说，莎士比亚书店不只是一个生意，它更是一个事业，是为最好的文学作品服务的事业。她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博览群书，阅读极广，她想和大家一起分享她的文学品位。为了鼓励大家随意阅读，她还特地到跳蚤市场上去买了好几把巨大古老的扶手椅回来，我还能记得，这些椅子坐上去非常舒服。所有的书架都是靠墙摆着的，书店的中间部分是开放式的，就像一间起居室一样，明亮的光线能通过窗子照进来。你一走进商店，目光马上就会被两面墙的书架之上挂着的作家们的照片吸引住，最重要的位置上挂着惠特曼、爱伦·坡和王尔德（还有两张非常精美的布莱克的素描），其他还有当时所有一流作家的照片——乔伊斯，庞德，劳伦斯，威廉·卡洛斯·威廉姆斯，等等。书店里的一个支架上，摆放着当时最出色的评论杂志：《小评论》、《扫帚》、《日晷》、《这一区》、《千册诗评》、《自我主义者》、《新英文评论》，当然还有尤金·约拉斯和他的同仁们“语言革命”的阵地《变迁》。一九三六年，我的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年鉴就是题献给“语言革命”的。因为冬天没有暖气，所以，在书店中还有一个炉子。在旁边有一个小房间，需要时，西尔维亚或哪位没有地方住的作家可以在那里过夜。

对于毕奇，拉何林的印象是：

西尔维亚虽然长得像小鸟一样灵巧，但她却如一匹良种赛马那样充满力度和能量。她抽烟很厉害，总是不停地在忙这忙那。我还记得她在书店中，不管做什么，动作都是那么迅捷。我也记得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很有幽默感（特别喜欢用双关语），无论别人说什么，她总能妙语答对。在莎士比亚书店中，从来不会有一刻让人觉得无聊。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巴黎的美国作家们，大多是愤世嫉俗的“迷惘的一代”，他们实验新的写作方法，试图打破传统常规。与这些叛逆的作家们相比，毕奇就显得很循规蹈矩。出版史家休·福特（Hugh Ford）在一篇题为《毕奇：从普林斯顿到巴黎》（From Princeton to Paris：Sylvia Beach）的论文中说，她给人的印象是“自我控制”、“脚踏实地”、“端庄整洁”、“可敬可畏”，她更喜欢穿男装：“精心剪裁的天鹅绒外套，低开的白领子上的蝶形领结，一顶小毡帽，一件没有什么特色的深色布料做成的衬衫，一双舒服的美国皮鞋”，“她的头发被卷成整齐的小波浪，她的视力一直非常糟糕”，“她戴着一副钢质框架的眼镜，让她看上去稍稍有些严厉”。但正是她和她的书店的稳定性让她成为一块吸铁石，一个中心，来来往往的作家们星转斗移，划过巴黎的夜空，消失在远处，但过了不久，可能又会飞驰回来，出现在莎士比亚书店里。

毕奇一九一七年到巴黎定居，两年后创立莎士比亚书店，她在巴黎一直住到七十五岁去世，巴黎是她的第二故乡。二战前在巴黎有两个著名的美国女人，一个是毕奇，另一个是斯坦因。斯坦因曾说：“美国是我的祖国，但巴黎是我的家”，此话也许形容毕奇更确切，因为斯坦因毕竟只是巴黎的一位过客。毕奇的法语比斯坦因的要好很多，瓦莱里曾说自己最喜欢毕奇能“以完全美国的方式说出最有把握的法国成语”，这让“她作出的每一句评论都有警句和寓言的深度与力量”。

毕奇是谦卑的，这让那些自傲的作家们感觉到舒服安全。毕奇也是以谦卑恭敬的态度对待巴黎。我喜欢英国女作家布莱荷所描述的毕奇：“她热爱法国，她让我们觉得住在巴黎是一种特权，但她没犯那种常见的错误，她从未试图与这个异域土地有太亲近的认同，因为她毕竟没有在这里的童年记忆。她能将伟人和俗人混在一起，她能让大家密切相连的纽带是因为我们都是艺术家、探索者。我们会改变，城市也会变化，但是，在离开这个城市一段时间后再回来，我们总能看到西尔维亚在等着我们，怀里捧满了新书，在她身边的角落里，往往还站着一位我们正想要见到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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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让莎士比亚书店不朽的，是因它曾是《尤利西斯》的出版商。毕奇的回忆录中写道：“我等在站台上，我的心就像火车头一样怦怦直跳。我看着第戎来的火车慢慢停下来，我看见火车司机下了车，他的手上拿着一包东西，东张西望地寻找着，他在找我！几分钟后，我就敲开了乔伊斯家的门，把第一本《尤利西斯》交到他们的手上，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二年二月二日。”那天正是乔伊斯四十岁的生日，此书的出版，当然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一九二〇年夏天，毕奇与乔伊斯在朋友家相遇，乔伊斯一家刚刚搬到巴黎。毕奇崇拜乔伊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第一次与乔伊斯握手：“我们握了握手，更确切地说，他把他软绵绵，没有骨头的手放进我的硬邦邦的小爪子里……”第二天，乔伊斯顺着小街走向莎士比亚书店，那个镜头是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定格：“乔伊斯就顺着我书店前窄窄的上坡路走来，他穿着深蓝色的斜纹哔叽布料西装，头上朝后戴着顶黑色的毡帽，在他窄窄的双脚上，是一双并不太白的运动鞋。他的手上转动着一根手杖”，“乔伊斯的衣着总是有些寒酸，但是他的神态是如此高雅，他的举止是那么出众，所以，人们很少会注意到他究竟穿着什么。”

乔伊斯抱怨没人出版《尤利西斯》，毕奇毛遂自荐，担当起出版此书的重任。回忆录中将出版《尤利西斯》的前前后后交待得非常详细：第戎的印刷厂，希腊蓝的封面，催促乔伊斯完成修改稿，发动在巴黎的作家们兜售《尤利西斯》预订单，走私进入美国等等。后来有不少人批评毕奇不够专业，说她出版的《尤利西斯》中错误百出。确实，乔伊斯的手书难以辨认，而且他又对原稿不停修改，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是后来添加的，而且初版时，因为要赶时间，共有二十六位压根就不懂英文的排字工人对此书进行排版，所以，第一版《尤利西斯》中大约有两千多个错误。以后的各个版本中，错误依然很多，修改了前版的错误，又增加了新的错误。最近，在伦敦“名作展”中一位善本书商处，见到一本当年售价一百五十法郎的纸印本《尤利西斯》，蓝色封面大开本雍容大方，书商的要价将近三十万英镑。

毕奇不仅是乔伊斯的出版商，更是他的助理、秘书、银行、邮局。乔家大事小事都要找她，她简直就是乔伊斯一直拄着的一根拐棍。即使她出门在外，乔伊斯也不放过她，他们之间的许多通信，大多数都是毕奇夏天在山中度假或旅行在外时所写。乔伊斯总是要求毕奇最晚第二天就必须回信，信必须特快寄出，或由送信的邮差直接带回。而且，乔伊斯花钱大手大脚，常常入不敷出，莎士比亚书店就像是他家的钱口袋。

在《尤利西斯》初版后的十年中，莎士比亚书店将此书重印过十一次。文坛对它的兴趣和热情不减，所以，大家都觉得这本书赚了不少钱，乔伊斯的夫人诺拉和他儿子更这么认为，他们屡屡给乔伊斯施加压力，让他去叫毕奇把账算清楚，到底有多少利润。

对于乔伊斯的这位夫人，毕奇下笔相当客气。一方面，她写道诺拉“整天责骂她的孩子们和她的丈夫，说他们偷懒无能”，而且，她“是个不愿和书发生任何关系的女人”，对《尤利西斯》，“她连翻都懒得翻开”，她还曾告诉毕奇她“后悔自己没有嫁给一个农夫或银行家，甚至是一个捡破烂的”，而是嫁给了一个“可鄙”的作家。从毕奇的描述来看，乔伊斯的婚姻肯定不幸极了，但毕奇却能打圆场，说“乔伊斯喜欢被诺拉叫成是窝囊废，因为他在别处一直受人尊敬，所以这种谩骂反而是一种调剂”，还说，“他和诺拉的婚姻是他这一生中最幸运的一件事。在我所知道的作家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可以说是最幸福的”。这样的断语让人怀疑毕奇是否在用反讽。但是，毕奇有一点是对的：“我能理解诺拉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阅读《尤利西斯》，难道她不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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