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随着妈妈的逝世，我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

 

托尔斯泰：随着妈妈的逝世，我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

乡间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四月十八日，我们在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口下了马车。离开莫斯科时，爸爸心事重重，沃洛佳问他是不是maman（法语：妈妈）病了，爸爸悲伤地望望他，默默地点点头。旅途中他显然平静了些；但是我们离家越近，他的脸色就越来越悲哀，下马车时，他问喘息着跑来的福卡说：“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托尔斯泰家的管家，托尔斯泰受其影响颇深）在哪儿？”他的声音颤巍巍的，眼中含着泪水。善良的老福卡偷偷地看了我们一眼，低下头，打开前门，把脸扭到一边，回答说：

“她已经是第六天没有离开卧室了。”

……

这一切使我那由于可怕的预兆而不胜悲哀的、天真的想象感到多么悲痛！

我们走进使女的房间；在过道里我们遇见了傻子阿基姆，他一向好做鬼脸逗我们发笑；但是这时我不仅不觉得他滑稽，而且一见他那冷淡而愚蠢的面孔，我就觉得痛苦得了不得。在使女的房间里，两个正在干活的使女欠起身来向我们行礼，她们那副愁容使我害怕极了。又穿过米米的房间，爸爸打开卧室的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门的右首是两扇窗户，窗户被窗帘遮住；一扇窗前坐着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她鼻梁上架着眼镜在织袜子。她没有照平时那样吻我们，只是欠起身来，透过眼镜望望我们，就泪如泉涌了。大家本来都十分平静，一看见我们都哭起来，这使我很不喜欢。

门的左边摆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是床、一张小桌、一个小药箱和一张大安乐椅，医生正坐在上面打瞌睡。床边站着一个年轻的非常美丽的金发姑娘，她穿着雪白的晨装，袖子卷起一点，正往我当时看不见的maman的头上敷冰。这个姑娘就是妈妈信上说的那个la belle Flamande，后来她在我们全家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一进来，她就把一只手从 maman头上抽回，整理她胸部的衣褶，随后低声说：“昏迷了。”

我当时痛苦万分，但是不由地注意到一切细节。房间里几乎是昏暗的，很热，充满混杂着薄荷、香水、苦菊和霍夫曼药水的气味。这种气味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不仅一闻到它，甚至一想到它，我就立刻回想起那间阴森森的、使人窒息的屋子，那可怕时刻的一切细节都立刻再现出来。

maman的眼睛睁着，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可怕的目光！目光里流露出多么苦痛的神情！……

我们被领走了。

后来我向娜塔利娅·萨维什娜问起妈妈临终的情况，她对我这样讲：

“把你们领走之后，她又折腾了好久，我的亲爱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她这儿；随后她的头从枕头上滑下来，她就像天使一样，平静而安宁地睡着了。我刚走出去看看，为什么没有把她的药水送来，再回来时，她，我的心肝，已经把身边的一切推开，不住地招呼你爸爸到她身边去；你爸爸俯在她身上，但是她分明已经没有力气说出她想说的话：她一开口就又呻吟起来：‘我的上帝！主啊！孩子们！孩子们！’我想跑去找你们，但是伊万·瓦西里奇拦住我说：‘那会使她更加心烦意乱，最好不必。’后来，她刚举起手来，就又放了下去。她这是想表示什么意思，那只有天知道了。我想，她是在暗暗给你们祝福；显然，上帝不让她在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最后，她稍稍抬起身来，我的亲爱的，双手这么动了一下，突然用那么一种我想都不敢想的声调说：‘圣母呀，不要抛弃他们！……’这时她心痛起来；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个可怜的人儿痛苦极了。她倒在枕头上，用牙咬住床单；而她的眼泪，我的少爷，就不住地往下滚。”

“嗯，以后呢？”我问。

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再也说不下去了。她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maman在万分痛苦中逝世了。

悲痛

第二天深夜，我很想再看她一眼。我克制住不由自主的惧怕心情，轻轻地开了门，踮着脚走进大厅。

棺材停在房间当中的一张桌子上，周围是插在高大的银烛台里的残烛；教堂的诵经员坐在房间远远的角落里，用柔和而单调的声音朗诵圣诗。

我停在门口开始张望；但是，我的眼睛哭得那么厉害，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什么都分辨不出；烛光、锦缎、天鹅绒、高烛台、粉红色镶花边的枕头、花环、缀着缎带的帽子，还有一样透明的苍白如蜡的东西，这一切都怪异地融成一片。我站到椅子上想看看她的脸；但是在那里我又看见那浅黄色的、透明的东西。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脸。我更加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它渐渐认出了她那可爱的、熟悉的面貌。当我肯定这就是她的时候，我恐怖得颤抖了；但是，为什么那双闭着的眼睛是那么深陷？为什么这么苍白可怕，一边脸颊的透明皮肤下还有了黑斑呢？她整个的面部表情为什么那么严肃、那么冷冰冰的？为什么嘴唇那么苍白，嘴形那么美好、那么肃穆，露出那么一种非人间所有的宁静，使我凝视着它就毛骨悚然呢？……

我凝视着，感到有一股不可思议的、不可克服的力量把我的目光吸引到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但是我的想象却描绘出一幅幅洋溢着生命和幸福的图景。我忘记躺在我面前的这具死尸，忘记我像凝视与我的回忆毫无关系的东西一样凝视着的这具尸体，就是她。我一会儿想象她已经死去，一会儿又想象她还活着，活跃、高兴、含着微笑；随后，我所凝视着的那张苍白面庞上的某种特征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想起可怕的现实境界，战栗起来，但是仍旧望着。幻想又代替了现实，现实的意识又破坏了幻想。终于想象疲倦了，它不再欺骗我。现实的意识也消失了，我完全失神了。我不知道我在这种状态下滞留了多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境况；我只知道，我一时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体验到一种崇高的、难以形容的悲喜交集的快感。

可能在她向极乐世界飞升时，她的善良的灵魂会悲哀地望望她把我们撇下的这个世界；她看到我的悲哀，怜悯起来，于是含着圣洁的怜悯的微笑，爱怜横溢地降到尘世，来安慰我，祝福我。

门吱呀一响，另一个来换班的诵经员走进大厅。这个声音惊醒了我，涌上心头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没有哭，而且以一种根本不会令人感动的姿态站在椅子上，那个诵经员可能认为我是个冷酷无情的孩子，由于怜悯或者好奇才爬上椅子；于是，我画了个十字，行了个礼，就哭起来。

现在回忆我当时的印象，觉得只有那种一刹那间的忘我状态才是真正的悲哀。丧礼前后我不住地哭，十分悲伤，但是我羞于回忆这种悲伤的心情，因为其中总是混杂着一种爱面子的感情：有时是希望显示我比任何人都哀痛，有时考虑我对别人发生的作用，有时是一种无目的的好奇心，使我观察起米米的帽子或者在场人们的脸。我轻视自己，因为我没有体验到一种纯粹是悲哀的心情，于是就极力隐瞒着不让其他任何人知道；因此，我的悲哀是不真诚、不自然的。况且，一想到我自己是不幸的，就感到一阵愉快，极力要唤起不幸的意识，这种自私的情感，比其他的一切更强烈地压制了我心中真正的悲哀。

在极度悲哀之后往往如此，我平静地酣睡了这一夜。当我醒来时，我的眼眶里干涸无泪，神经也十分平静。十点钟叫我们去参加出殡前的祭祷。房间里挤满了家仆和农奴，他们都眼泪汪汪地来向女主人告别。在丧仪中，我大哭了一场，画了十字，深深地行了礼，但心里并不曾祈祷，而且相当冷淡；我只关心他们给我穿的新的小燕尾服腋下很紧，我在盘算跪下时怎样不要把裤子弄得太脏，并且偷偷地打量所有参加仪式的人……所有参加丧礼的外人，我都觉得难以忍受。他们对我父亲所说的安慰话，如“她在天上更美满”“她不是为尘世而生的”等等，都引起我的一种恼怒的心情。

他们有什么权利谈论她和哭她呢？他们有的人提到我们时，管我们叫孤儿。好像他们不提，我们自己就不懂得没有母亲的孩子被人家这样称呼似的！他们好像很喜欢带头这样称呼我们，就像人们通常急着抢先称呼新娘子为madame（法语：夫人）一样。

在大厅远远的角落里，跪着一个屈身弓背、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几乎是躲在餐室敞着的门后。她合着手，举目望天，她没有哭，只是在祈祷。她的心灵飞到上帝身边，请求上帝把她和她在世界上最爱的那个人结合在一起，她确信这一点不久就会实现。

“这才是真正爱她的人！”我心里想，开始问心有愧起来。

追悼会结束了；死者的脸没有盖上，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除了我们，都挨次到棺材前去吻她。

最后的悲痛回忆

maman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

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困了，于是到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

以前我常到她的房里午睡，所以她猜到我的来意，她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

“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

“您怎么啦，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膊，“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

我想跟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

“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

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

“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

“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像我这样的老太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因为我罪孽深重，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

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娜塔利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

……

福卡走进屋来；他看见我们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意惊动我们，就停在门口，默默地，怯生生地张望着。

“你有什么事，福卡？”娜塔利娅·萨维什娜问道，用手帕揩着眼泪。

“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八宝供饭。”

“就来，就来，亲爱的。”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说着，连忙吸了一撮鼻烟，快步走到箱子那边。当她在尽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职责时，由我们的谈话所引起的悲哀连最后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

“为什么要四磅？”她唠叨说，拿出糖在天平上称一称，“三磅半就够了。”

于是她从天平上取下几小块。

“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像话！随你的便，福卡·杰米德奇，但是这个万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浑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

“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

“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

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产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娜塔利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心杂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

给了福卡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父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

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眼抹泪。

我同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得到安慰，使我轻松。

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

……

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

我想，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罗夫斯科耶那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的人都很敬爱娜塔利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的财物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

她用热诚的祈祷向上帝述说自己的感情，从中寻求，并且找到了安慰；但是有时，在我们大家都容易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生物的眼泪和同情能令人获得最好的慰藉，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它的黄眼睛盯着她，舐她的手）放到床上，跟它说话，一边爱抚它，一边轻轻地哭泣。当那只哈巴狗可怜地吠叫时，她就极力使它平静下来，说：“够了，不用你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

她临死前一个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些白棉布、白纱布和粉红丝带；靠着她的使女的帮助，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衣服和一顶白帽子，把她丧礼上需要的一切最细小的东西都准备好。她把主人的箱子也都清理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清单点交给管家的妻子。随后，她拿出以前我外祖母给她的两件绸衣服、一条古色古香的披巾，还有一件我外祖父的绣金军服，也是交给她随意处置的。由于她小心保存，军服上的绣花和金带仍旧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被虫蛀。

临死前她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把这些衣服中的一件，粉红色的那件，给沃洛佳做睡衣或者棉袄；另一件，棕色方格的，给我派作同样用场；披巾给柳博奇卡。我们中间谁先做了军官，她就把那件军服遗赠给哪个。她的其余的东西和金钱，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礼和超度灵魂之用外，她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是个早就被解放了的农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生活十分放荡，因此她活着的时候同他一直没有任何来往。

当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弟弟来接受遗产时，结果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个卢布票，他不相信这点，而且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而且掌管着一切，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连破布烂片都爱惜，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被病魔缠磨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既不抱怨，也不诉苦，仅仅按照她的习惯，不住地呼唤上帝。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做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

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忏悔的瓦西里神父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并且说，如果由于她愚昧无知得罪了什么人的话，请求我们饶恕她。“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贼，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主人一针一线！”这是她最重视的自己身上的美德。

她穿戴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帽子，把胳膊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父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父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

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么想的却是多么少啊！娜塔利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如果她的信念能够更高尚，她的生命能够献给更远大的目标，结果会怎样呢？难道这个纯洁的灵魂就因此受到较少的敬爱和赞美吗？

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

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离我母亲坟墓前的小礼拜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一个长满荨麻和荆棘的小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栏杆。当我走出小礼拜堂的时候，我从来不忘记走到栏杆跟前，叩个头。

有时我在小礼拜堂和黑栏杆之间默默地站着。沉痛的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难道上天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使我终身为她们惋惜吗？……

*因原文较长，本文稍作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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