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龑：做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

和龑社长在研讨会上发言

做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

――在雪漠《光明大手印》系列研讨会的发言

和龑

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在六中全会刚刚召开不到一个月，为响应中央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精神，我们为了雪漠先生的《光明大手印》一书召开这个研讨会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对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朋友长期以来对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支持表示感谢。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是中央编译局的出版社，本社的宗旨是“思想文化的摆渡者——在东西方之间”。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对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宣传弘扬，是对中华优秀文化的对外推广，是将人类先进文化的引进和传播。在这里，我表示对各位专家、学者的感谢，希望各位专家、学者日后多和我社联系，我社在国外有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我社有多种语言的翻译力量，英文、日文、法文、德文、希文和俄文等语种实力雄厚，专门做学术翻译，马列著作是我们从德法俄英翻译过来的，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版，每年两会的文件，包括中央的文件都是由中央编译局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国外传播的。这是我们出版社一个简单的情况，欢迎各位多和我们联系。这是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意思，今天在座的有作者、媒体朋友、学者，也有好多在读学生，我在这里代表了出版方，也代表了我们的出版人，讲几点想法：第一点，怎样来认识我们的文化？如果大家比较留心的话，从十四届六中全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在全国全党讲求中国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已经十几年了，但是今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勇敢地提出来，我党是中国先进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和推动者。在座的都是专家、学者，上个世纪从最早的五四运动到后来这样那样的运动，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价值观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我们对传统文化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我想这不仅仅是共产党的事情，更是我们全民族的事情。

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我走了一些地方，我觉得上帝，或者说佛祖是最公正的，把最好的地方给了白种人、给了黑种人、给了棕种人，但却把最大的智慧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不讲别的，我到国外去，待上十天，就待不住了。为什么？吃得太差了，我觉得不管是法国的大餐，还是其它国家的特色饮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食文化比起来简直不入流的，当然食文化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很小的一个部分，我们中华文化中更多的更优秀的是儒家文化、释家文化、道家文化。所以，国人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也存在一个再认识的问题。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进入出版界之后，经历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传承弘扬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改革开放的前几年，大家一窝蜂地整理校勘古籍，为中华传统文化典籍标点；这个阶段延续了十多年之后，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十年来在做什么呢？在做古籍的白话翻译，大家可能记忆犹新，比如《白话三国志》、《白话二十四史》、《白话资治通鉴》，我也是亲为者，白话《三国志》是本人组织翻译出版的，《二十六史标点本》我也参与了组织工作并参加了《明史》部分的标点；第三个阶段，应该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许多学者教师都来做传统经典的阐释解读的工作，从易中天到于丹等许多同道对弘扬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功不可没，当然对于他们的说法或观点，我有我的看法，比如说将《论语》家中的儒家精髓局限于就是修身，实际上儒家讲的更多的是“齐治平”。什么叫平天下？就包括走出去，不是去打别人，是走出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今天，我们参加雪漠先生这一个文化著作系列的研讨，就是将传统文化提升到更高意义上、更高层次上、有研究成分的而且与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和我们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样一个提升。

会议还请来了清华大学的崔柏涛先生，也是我社非常好的作者，最近他的一部大作就要面世，他专门研究《论语》。也可能我孤陋寡闻，学识浅薄，就是国内搞传统文化研究的就应该像雪漠先生、崔栢涛先生这样，不要拾人牙慧，把别人成果拿来现炒。而应该扎扎实实坐冷板凳搞深入的研究，尽管这种研究可能是初步的，或者是比较粗糙的，但是是原创的就够了，是在扎扎实实做我们传统优秀文化的整理、传承、弘扬。我想，讲振兴中华，发展繁荣中华文化，不是一句空话，不是喊喊口号，写写文章，不是那么回事，确实需要坐冷板凳。中央民族大学故去的王扶汉先生，我认为应该是国内最后几位大儒之一，有可能在座的有些同道听过他的课，在北大讲国学的时候，从小教室讲到大礼堂，座无虚席。

我们搞国学、搞传统文化，研究学问，一定要扎扎实实，一定要搞真东西。真东西尽管可能很粗糙，很浅显，但是，它有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思想，它是我们民族的东西。这是我想表达的一点意思。

这些年的学界风气不是很好。我在这个学校待了17年，我对国内的大学还有些认识，有些了解。我想，我们怎么样从我们自己做起，当然我没有多么大的力量，我想从我自己的工作做起，从我们中央编译出版社做起，这些年，我社在传统文化的出版上做了些工作，我的要求就是：尽管出版的东西还欠缺一点，差一点，粗一点，甚至有错误都没有关系，但我们不去搞编纂的东西。包括一会儿出席我们会议的叶曼女士，她今年九十七岁，最近和我们签了一批书的出版合同，我想在她一百岁的时候，把这套书推出来。叶曼先生也是一位坚守中华传统文化，坚守中国优秀文明的整理、发扬光大和在海外推广的学者，九十七岁了，还在各地讲学，我们准备在北京给她搞个讲堂。她书的责任编辑今天也来了，是本社的冯章，正在编这部书，我们准备下一年度，在叶曼先生九十八岁的时候，推出这个系列，赶在一百岁之前推出她的一批书。叶曼先生的书和今天雪漠先生的书有共同之处，不是在纂、炒别人的成果，这是第一；第二他们的作品都有自己的思想；第三他们的作品都和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今天的生活和社会现实息息相关。我想，今天不管是学者，还是出版人，研究、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我想，我们中华文化确实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博大，非常的精深。大家可以看看，几个文明古国，我都去过。古代埃及人的后裔，在卢可索只有一个村子，他们的皮肤和现代埃及人不一样，是两个人种；古印度人和今天的印度人也是两个人种；古巴比伦人、古罗马人和今天的当地人相较，也是两个人种；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这个人脉，我们这个人种没有间断，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历史、文明史没有间断的民族，可说是亘古亘今。我想，任何事情都是有道的，道是规律，道是缘由，如果中华民族没有这个道，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们回首看一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一批人觉得什么都是西方的好，言必称弗洛伊德，言必称康德，他们没有看到也可能是没有搞懂，我们中华民族的东西才是那样的博大精深，包括现在西方的文官制度，也是套用我们隋唐以来的文官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回过头来好好整理我们自己的文化？好好地弘扬我们自己的精神？对于为何弘扬发展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我们党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公报，讲得再明确不过了。2009年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上，参加者都是国际上的顶尖学者，聊起会议之外的事情，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仅仅限于长城、限于孔子、限于故宫，多么可悲呀！这是一种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儒勒·凡尔纳的书都看完了，文化大革命中，我上初三，不要说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大家的书，包括巴西的作家若热·亚玛多的书我都看过，基本上看完了。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东西方文化信息交流的这种严重不对称性，在西方人的眼睛里面，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我们还留着小辫子，裹着小脚。文革以后那些年，西方人还认为我们就像《红高粱》里那样挽着大裤腰，其实不是那样的一个状况，中国人不是那样，中华文化也不是那样。问题在于，东西方信息的不对称，严重的不对称，我们小学生对美国的了解，可以说要比奥巴马了解中国的了解要多的多。所以，我们的学者、作家、出版人、媒体朋友们，我们都有责任来对海外宣传我们的优秀文化，让外国人了解我们的中华民族。

我举一个例子，西方人都认为“禅”是源自于日本，可悲呀！为什么呢？日本的学者心态比我们要清净，做学问比我们要认真，对外宣传的力度比我们要大，而日本的编辑比我们的编辑要会编故事，日本的老师比我们的教授更会讲课。所以，我想，中央提出优秀文化的繁荣发展不能停留在一句口号，停留在空对空的层面上，三十年改革开放，我们都是亲历者，我们党也在一步一步调整自己的思维，调整自己的做法。我想，我们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新闻界，都有这个责任，怎样把我们先进的文化弘扬开来传播出去？

首先我们自己要了解自己的文化，尤其是优秀的文化和反映我们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这一点我们自己中的许多人都说不清楚。八十年代初，一大批从西方传过来所谓的学术著作，我和在座的张海洋教授是研究生同学，那时候都叫研究生是国家队，我们都看不懂，老百姓能看得懂吗？是典型的食洋不化。我想，我们要先搞清楚自己的东西，才能把好的东西选择出来介绍到外国，让外国人了解我们。我们是和平发展、搞和谐、搞大同、搞天人合一、搞厚德载物，中国人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是黄祸。

最后，说一下今天研讨的这部书，我想我们有责任，为各位专家学者提供更多的这样机会，为这部书的面世各方面都付出巨大的努力，仅我们的力量，不可能解决很多问题，我们能解决多少，能做多少是多少，但是对于弘扬发展中华优秀文化这样的事情，我们愿和在座的各位专家、学者、媒体朋友、教育界的朋友，一块来推动这样的事情。

我们还是要恢复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老老实实地做人，扎扎实实地来做一切事情，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复兴，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得到整理、弘扬和发展。

谢谢大家！

（古之草根据原始录音整理）

和龑：男，中央编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