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喜欢老舍独特的忧伤感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喜欢老舍独特的忧伤感

　

喜欢老舍独特的忧伤感

　　对于中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毫不掩饰对老舍的偏爱。他领取诺贝尔奖时，就公开赞美和怀念过老舍。最近一个月，他每到一地，也必提起这位中国作家。

　　“上世纪80年代，我在英国就读到了英译本的老舍作品。”勒·克莱齐奥告诉读+周刊记者。他最早接触的中国文学都是古典作品，直到很久以后才开 始读中国近代作家，而第一个接触的就是老舍。“他写北京城里平民百姓的生活，很有莫泊桑的味道。我喜欢他那种独特的伤怀之感。”他对老舍的小说《初雪》印 象特别深刻。

　　25年前他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去了老舍故居，见到了老舍夫人，凭吊了老舍去世的湖边。2000年左右，他应邀为《四世同堂》法文版写序。“年轻时老舍曾居住在英国，对狄更斯进行过研究。这两位作家都喜欢描写民众的悲惨生活，但老舍在他的小说中加入了一种天生的讽刺感。他笔下的小崔，还有那 个外表丑陋的大赤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斯克鲁奇”。

　　在勒·克莱齐奥看来，老舍身上有一种“绝大的悲悯与智慧”，他认为老舍小说中营造的挥之不去的忧伤感，在很多现代作家笔下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很珍贵。

　　这种对老舍的解读，国内媒体近来涌现不少质疑的声音，有评论者甚至撰文，直指他“不懂老舍”。对此，勒·克莱齐奥告诉读+周刊记者，他只是一个作家，作家的使命始终是表达个人情感，而不是给社会问题开药方。

　　“无论是在1865年、1945年还是2015年，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北京还是哪个不知名的地方，看到为了生计而去掏烟囱的小男孩，狄更斯、老舍和我都会停下脚步，细细打量。”他说，中国是文学的富矿，值得作家们沉迷其中。

　　【访谈】

欢迎现代化，警惕“现代病”

 

记者：刘功虎

 

　　老舍爱写弱者有什么错

　　读+：您是在哪一年、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读到老舍作品的？

　　勒·克莱齐奥：上世纪80年代，我在英国读到英文版《骆驼祥子》，老北京人牵骆驼这种生活场景，我很感兴趣。之后在上世纪90年代，我又读到他的一些文章和短篇小说。我记得有部小说他写一个儿媳受到婆婆虐待，然后自杀了。他还写到一个人一生诸事不顺，就是因为他是新年那天出生的，这个生日埋下了他一生的凶兆。

　　上世纪90年代，我造访北京，特意去参观了老舍故居，见到了老舍的夫人、老舍的书房，还站到了老舍自杀的小湖边。对老舍居所的拜访，让我加深了对他作品的认识。2000年，我被一家出版社邀请为《四世同堂》的法文版作序。我很喜欢老舍，为他的现实主义手法着迷，也对他所呈现的中国很感兴趣。

　　读+：老舍去世前，留下未完成的小说《正红旗下》，很多评论者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为其没有完成而惋惜。作家王朔说，也许只有隐忍，像司马迁那样隐忍，才能成就伟大的作品。您的看法是？

　　勒·克莱齐奥：他有一个那么好的小说在写，开了很好的头，为什么不坚持写下去，我跟王朔一样也很不理解。一部作品已经写了那么多，写得那么好，人为什么要自杀呢？我对这个是有所疑问的。如果是我，我可能一定要活着把它写完。

　　读+：有的评论家认为老舍作品有一种倾向，似乎人只要出身贫穷，只要身在底层，就一定是好人，而那些为富不仁者，连长相都特难看。您觉得是这样吗？

　　勒·克莱齐奥：作家只是表达个人情感。左拉、狄更斯这些人，是现实主义的一个流派，我的创作受狄更斯的影响很大。我们观察老舍时代的中国，它受到日本的严重威胁，作家唯一能做的，就是表达心灵所感受到的真实，一种他个人的情感。

　　老舍笔下的胡同、老北京城，和狄更斯笔下的伦敦，有相似之处。你要是去伦敦国家档案馆，入口处有陈列一把锤子和一顶帽子，帽子上有个小灯泡，你想想，那是狄更斯笔下掏烟囱的小男孩的装备，他要常常下到烟囱里去掏煤灰。直到1945年，这样的小孩都还存在。时至今日，世界上也还有很多童工存在。作家对这种现象不可能无视。写底层，并不是作家有意为之，因为那就是社会的真实。

　　杜甫写过一首诗（指《石壕吏》——记者注），写的是一个悲惨的家庭被连续征兵的故事，这个家里所有的孩子都已被征去打仗，然而事情还没完，征兵 活动还在继续，这次是要带走家里的父亲、丈夫，妻子就抱住征兵者的腿，乞求他们将自己带去，哪怕给士兵做饭也行。这就是真真切切的生活。文学从古至今都是 在为社会道德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体验的饥饿感不是生死线上的挣扎

　　读+：您在领取诺贝尔奖之后，写了一本关乎饥饿主题的小说——《饥饿间奏曲》。书里说您很了解饥饿。前段时间您和中国作家莫言有过密切接触，他是写饥饿的专家。你们见面时有交流这方面的体验吗？

　　勒·克莱齐奥：是的，我和莫言对于饥饿都有深刻的了解，他对饥饿有很深的体验，挨过饿，我也一样。在我童年，缺衣少食，营养很不充足。我母亲很聪明，总能弄到一些蔬菜。她还会用面包屑引诱鸽子来啄食，然后把鸽子捉住，变成孩子们的食物。

　　读+：您读中国作家这方面的描写，记忆最深的细节是什么？

　　勒·克莱齐奥：我要说，毕竟我和中国作家的经历很不一样。我经历的饥饿与莫言他们当然很不同，他们有可能是在生死线上挣扎过，而我所体验的饥饿感主要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之中，比如早上喝咖啡的时候里面没有糖，吃饭的时候没有盐。

　　我记得二战刚刚平息的日子里，我们的生活与经济慢慢恢复过来，我又能吃到足够的盐分了，啃过盐巴，把它当作糖果来享用。还有美国大兵向我们发放一种米做的面包，我当时觉得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可现在你要是把那东西放这里，我一点都不想吃，可能用它擦桌子。

　　读+：有的中国读者觉得您的饥饿感不是很有痛感，您怎么看？

　　勒·克莱齐奥：我写饥饿，主要是想表达一种隐隐作痛的生活状态，一种融入生活日常的饥饿感，而不是那种饿殍遍地的景象或感受。这样一种细水长流的感觉，是我希望追求的一种精神。

　　如果你读了我写的《流浪的星星》，就更能感受到这种东西。我在里面写到巴勒斯坦的儿童，他们住在类似难民营之类的地方，靠救济维生，每天联合国的有关机构会给他们米面粮食，有一天，这些救济线中断了，然后这些儿童就都坠入到一种失去食物的焦虑之中。

　　我为什么要写这样一种场景？因为我的童年是类似的。

　　读书永远是个人的选择

　　读+：您25年前坐火车穿行中国大地，看见道路两旁劳作的人们，觉得是很古朴的、原始的、诗意的画面。这些年您再穿行中国，还会见到类似场景吗？您会怀念当年的自然主义景象吗？

　　勒·克莱齐奥：我喜欢田间农民劳作的场面，并不是无端的喜爱，也不是向往原始的状态。主要是当时我见到的中国农村景象，跟我儿时的记忆很相似。

　　我小时候在布列坦尼经常看到人们用马拉的犁耕地，中国人是换成了牛；我还会看到人们用长棍敲打稻谷，使其落下，获取谷粒。当我在中国车窗里看到这种景象时，不免产生了怀旧的联想。现在从南京坐火车到武汉，还是会看到农田，但是机械设备在增多，拖拉机啊打谷机啊汽车之类。

　　对这种场面，我们可以认为古朴，但不能定义为原始。我并不向往原始生活，我对现代化进程是赞许的。我们对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努力，不应该抱一种怨恨的态度，而应该赞赏、欢迎、感谢。我们对现代性引发的现代病要保持警惕。

　　读+：中国作家马原最近重提“小说已死”的说法，他认为随着互联网兴起、浅阅读盛行，严肃小说作品的读者越来越少。您有觉得自己的读者在减少吗？

　　勒·克莱齐奥：读书永远是个人的选择，不是我选择读什么书，而是什么样的书会选择来读我。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管不了别人，只能让自己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爱书还是远离书。

的确，现在读书的人少了，但是也还有不少人在读书，像我本人就在读。还有我女儿阅读量也很大。我女儿年纪跟你差不多大。我能问问马原多大年纪了？……哦，60岁了？像他这种年纪的人，也许容易涌起一种类似的悲观情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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