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在东方，在中国文化里，留住乡愁

在东方，在中国文化里，留住乡愁

《文学报》 傅小平

8月25日，为期一周的2015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在上海展览中心落下帷幕。本届坚持书展“为价值打胎，向品质致敬”，努力促进有质量的阅读。展场期间，参展出版单位500余家，参展图书品种超过15万种，近千位中外作家、学者和各界名人汇聚上海，举办700余场活动，高品质的主题论坛、荐书和好书导读活动，也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示与思考。

 

 

关键词一：东方

 

 

西方对东方文化的误读，仍像“幽灵”一般在西方社会游荡。这意味着如翻译家应雁所说，在“东方不仅仅是一个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已经成为常识的当下，东西方之间的误读依然普遍存在。问题在于，东西方文化有没有可能最终排除误读，达成平等对话或互相理解？

某种意义上，来自国际文坛各个领域的20余位学者、作家，于上海书展开幕当天举行的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上，聚焦的虽是“在东方”这个宏大话题，却是试图从各自的生活细节、文学经验出发，为东西文化之间的相遇，寻找一种新的叙述方式。

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直言，是时候离开“东西方”这种叙述方式了！他表示，“东西方”并不是一种地理的概念，而是西方发明的一种叙述方式。从启蒙运动开始，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东方”一直代表着一种幻想。从19世纪开始，“东方”又成了非理性思考的代表，变成一个神秘主义的故乡。

在阿克曼看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西方在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受制于一个唯物主义的理性系统。东方由此成了西方人认为自己缺失的替代物，这反过来促成很多中国人认为，东方代表一种比西方更深刻、神秘，也更宽阔的思维方式。“在他们感觉里，反而是‘东方中心主义’了，西方却被边缘化了。也正因为此，我们需要脱离开东西方对立的框架，以融合的视界来看待东方、西方。”

然而这种融合是可能的吗？新晋茅奖得主、作家金宇澄注意到，中国人或许是太想融入西方了，一直在亦步亦趋学习西方，乃至于抛弃了我们自己传统的叙述方式。“中国传统叙事，很多年来，一直被批判和否定，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基于此，他认为，东西方之间需要的是一种对照，而不是一种融合。

实际的情况是，无论对立也罢，融合也罢，就如作家路内指出的那样，在如今的世界里，东西方的轮廓已经非常模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不同文化激荡、交汇，在这过程中，也许会塑造出一个多元化的东方，而不仅仅是东西方对立的二元世界。”以路内的理解，这种重塑显然离不开文学。“通过文学的叙事方式，东西方之间的情感是可以互通的，并最终超越人类之间的误读。”

对于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来说，谈东西方之间的理解实在是奢侈，我们对全世界的想象很可能都是错误的，对东西方的理解则有可能是错位的。“我对西方艺术，从希腊到文艺复兴到印象派的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艺术的了解。我们不妨问问自己，我们何尝关注过自己的亚洲邻居？对于波斯、高棉的艺术，我们并不关心，所以你是东方人，你也没有资格说自己理解东方。”

但理解依然是可能的，而真正的理解，取决于你是否对你意欲理解的对象，有足够的思想和情感的投入。书展前夕，莫言作品的主要日文译者吉田富夫携新著《莫言神髓》访华。在上海思南公馆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他表示，虽然1955年出生的莫言和1935年出生的他之间隔了二十年的差距，两人的国籍和成长经也各不相同，但两人认识的十五年来，似乎从未意识到有多大的差距。“相反，随着相识时间增长，愈发感觉到我俩之间同为农民后代的共同点。”

以旅日作家毛丹青的理解，吉田富夫对莫言之所以有这样超越国境的深刻的认同与理解，是因为他对莫言作品的翻译有思想和情感的注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我们应该珍视对于中国文学作品有自身心灵碰撞的外国译者，他们从心出发的翻译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的最理想的通道。”

 

关键词二：文化

 

当我们谈论东西方的对立与融合时，不能不注意到另一个事实是，随着地球村越来越成为现实，国家与国家间文化的疆界却日益泾渭分明。

三年前，商务印书馆推出“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迄今已出版18种，而打头的第一种《主流：谁将打赢全球文化战争》，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如今国际竞争已不单是地理版图、政治版图、商业版图的竞争，更是文化版图的竞争。如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中国该如何应对这种竞争，该如何提高自身的文化软实力，又该如何在自己国家的版图上进一步发展这种文化软实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给出的答案是，我们需要在历史与未来融合中建立文化自信。在他看来，当今文化版图的竞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话语权的竞争。“这个话语权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如果你认为你是正确的，就意味着你掌握了主动权。而我们面临的挑战是，我们有些事情，明明做得很正确却自觉理亏，因为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文化自信。”

在姜奇平看来，要找回文化自信，首先要解决的是文化认同和归属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别人说什么普世价值，我们就要盲从，我们有自己的价值体系，在那里能找到我们的核心。” 姜奇平举例表示，互联网看似很复杂，要联系到《论语》来理解就非常简单。因为《论语》的内在结构，和现代社会是高度一致的。“《论语》讲到爱有等差，就相当于路由器里的最小路径优先原则，也就是熟人跟熟人打交道，这个熟人再告诉另外一个熟人，然后很快就把消息给传播了。”

由此，姜奇平强调我们在谈现代文化的时候，不能割断和历史的联系。“最近看到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讲中国历史，他说中国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我看了以后突然想到，互联网不是有一样的特点吗？如果你接触互联网久了，你会慢慢感觉到，互联网文化并不是直接从工业文明发展而来的，它反而与农业文明有着更深刻的联系。比如，Fancebook就受了印第安人文化的启发，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包含了那么多丰富的思想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很好地加以吸收和利用，来壮大我们的文化版图，来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外国文化，相反我们该思考的是怎样更好地吸收外国文化。“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主编颜子悦举例表示，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俄罗斯作家，直接用法语读法国文学，他们读法国文学，却没有淹没在法国文学所建立的独特的法国空间里，而是更好地发现了俄罗斯的民族性。“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阅读，反过来让这些大作家，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传统有了重新感悟，并由此建构了更为开阔的俄罗斯文化的空间。”

关键词三：乡愁

 

 

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遗失了自己本民族宝贵的传统，从而引发了有志之士“何处是我们的精神家园”的追问，以及如何“留住乡愁”的深层思考。

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的理解，所谓乡愁，即是我们童年，或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故乡的环境，那些老屋、老街、老桥，以及在这些街和桥上人们所活动的历史经历。“要是这些房子、路、桥逐步消失了，我们的乡愁就找不到了。”也因为此，在新书《留住乡愁》里，他呼吁我们在发展中，要守住我们的遗产。“要这些遗产都流失了，我们就没有自己的家乡了。”

同样值得珍视的是，该怎样保护那些无形的遗产，那些精神的传统。哈萨克斯坦诗人穆赫塔尔·夏汗诺夫与已故的吉尔吉斯斯坦作家钦吉斯·艾特玛托夫的对话集《悬崖猎人的哀歌》，主要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两位作家曾经和20多个国家元首交流意见，呼吁在各自的国家里发起恢复母语运动，恢复民族传统运动。“虽然这样的呼吁，在一些国家被视为过激行为，但我矢志不渝。”

 如果夏汗诺夫了解到，中国正越来越意识到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性，他或许会感到欣慰。201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为此，在中宣部等部委的直接推动和大力支持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启动了百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拍摄工程，节目在央视四套、九套、一套和一些地方台播出后，反响十分强烈，甚至有不少人进行了生活化复制和精神性借鉴。

作为这项工程的文字统筹，作家郭文斌如是谈到对“乡愁”的理解。在他看来，我们迫切需要找回那些隐藏在人民之中，深埋在岁月深处的原始生命力。“

当下社会，人们为各种危机困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失去了这种生命力。” 郭文斌打比方说，古人几味草药就可以治好的病，现在动辄要成千上万元。“这种高治理成本，源于我们迷失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之层面，而忽略了‘技’之上有‘术’，‘术’之上有‘学’，‘学’之上还有‘道’。”

作家孙惠芬写作新书《后上塘书》的过程，就包含了对“道”的省悟。在与评论家何向阳的对谈中，她表示，很长时间里，我们都觉得凡是外来的都是好的，都是正确的，所以外面永远吸引着我们。“在《上塘书》里，还有之前的那些作品里，我写的都是如何出走的故事，但外面并不是一个能够抵达的此岸，我们真正来到外面，又会觉得我们曾经如此迫切要离开的乡村特别美好。所以我在《后上塘书》写了还乡的故事，因为漂泊的灵魂需要找到家园。”

确乎如此，家园并不是天然地在某个地方，它是要我们寻找的。正如乡愁并不是永远地伴随着我们，它是要我们记住的。以资深编辑、翻译家曹元勇的理解，作家雪漠关于西部故乡的自传体长篇散文《一个人的西部》，某种意义上就是希望读者能“记住乡愁”。“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村里很多在过去非常珍贵的，给我们留下很多温馨记忆的东西不见了，雪漠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把这些或将遗失的美好留存下来，他有这样的使命感，也有这样的写作抱负。”

 

《一个人的西部》以西部偏僻农村一个文学青年的成长史和人生奋斗为线索，讲述发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到世纪末的西部往事，将西部的土地气息、民间传说、民间文化、人情世态和贫瘠土地上的梦想、追寻及人生感悟融为一体，呈现了一个博大、刚毅、丰厚、神秘的西部，一个梦想始终照耀着荒原的西部。而雪漠最终希望能呈现出的，不是如评论家陈思和所批评的，作为一个流行产品和时尚符号的西部，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精神存在的西部。

雪漠力图通过这本书，定格那些注定要消失的文化和记忆，他同时也想定格一种灵魂的气息，记录那些寻觅灵魂、升华人格、坚守梦想、实现生命价值和尊严的故事。而他写下这部新书，也是想告诉世人，在时下以成功学和娱乐至死为代表的都市功利流行文化之外，人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活法，从而引领那些和他一样想通过灵魂寻觅和人格完善来改造命运的人，触摸到一份温暖和希望。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对中华文化优秀精神传统的一种召唤。

 

转载：《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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