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写作是用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不靠谱的存在

 

王安忆：写作是用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不靠谱的存在

 

澎湃新闻记者 张茹

 

主讲人：王安忆（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主题：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

时间：2015年8月22日

主办：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承办：复旦人文智慧课堂 复旦大学EMBA项目

【编者按】“文字的力量很强，当有些事在我们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文字编造一个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和管理学院联合主办的复旦大学EMBA人文盛典上，著名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安忆以《我的文学生活》为题与观众分享了文学的意义及对个人的影响。

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王安忆演讲内容的整理：

我想向大家来描绘一下我们的生活，你们是学经济管理的，也许你们觉得我们的生活很神秘，就像我们对你们的生活感到很神秘一样。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生活在各位听起来是挺离谱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虚无的存在，不像你们，你们要强调效率，强调效果，你们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现实的指标，来创造一个存在，来惠及于大家的生活。

曾经有一个院士叫洪国藩，是研究基因的，他有一个观点很有意思，他说我们所生活的世界上有两个存在，一个存在是实有的，可以实证的存在，另外一个是信的存在，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证实它，我们只可能去相信它。我们搞文学创作，写小说，就是要创作一个信的存在，我没有办法向大家证明我们这个存在是切实的、有效的、合理的，就看你信不信了，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么一个信的存在里进行的。

当然，我还是要强调，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们也是在建设。听起来是一个虚无的、不存在的、可以忽略的模式，但事实上也是按照一个实有的存在模式。我们在模仿这个实有的世界，模仿它的形质、模式和原则，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不存在。即便是我要去模仿这个现实实有世界的实有原则，但是我最后创作的东西还是非常脆弱、非常虚无、可以被忽略的，我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工作。

文字的材质既脆弱又柔韧

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谈，第一是它的材质，材质是文字。文字这东西你说它有就有，说它没有就没有。举一个例子，曾经我父母有一个老同事，他碰到一个困难，因为我是政协委员，他就来找我帮忙。他说，因为国家规定在1949年9月30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人就可以享受到离休的待遇。1949年在开国大典他参加了，他当时是一个学生，参加了升旗仪式，和他同时参加升旗仪式的同学得到了一个离休干部的待遇。他去申请了之后，有旁证，也有证人证言，但是不被承认。

我就想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文字是一个非常虚无缥渺的东西，你可以不承认它。后来他找我，我为他写了一些材料，给他递送上去。后来有关部门就给了一个回答，这件事的困难在于只有证人证言，证人证言是不能采信的，必须提供一个书证，哪怕是当时升旗的一张照片，或是当时从上海去北京参加活动的火车票，只要能提供这么一点点东西就可以被采信。可是问题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一个学生，车票也不一定是由他掌管，已经没有了，因此最后没有达成他的愿望。我的意思是，我们所用的文字的材质是非常脆弱的，我们就是用这个东西来建设我们的世界。所以很难说服别人，有时候说服自己也不那么容易。

但是这种材质又非常柔韧。再举一个例子，在东南亚有一个地方叫马六甲。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就有华人在那边上岸生活，他们那边有了一个民族，是华人和当地的土著结合的，男的叫峇峇，女的叫娘惹。这是一种很早就融合的民族，这些在郑和时代就漂流过去的华人，他们已经完全不会说中国话，也读不懂汉字，但是在他们的宗祠、店铺和住房，你会看到门楣和窗棂上写着一些吉祥的汉字，他们念不出这些字，但是字形还在，他们的祖辈告诉他们，这个字是好的意思，是吉祥的，是重要的。所以这种字给我一种感动，经过这么多年沙漏的过滤，最后还能留下，好像给人感觉它非常结实，真的是顺着环境在变形，恢复自己的形状，再变形，再恢复自己的形状，不灭，是这样一种材质。

同时，口传的东西虽然法律上不被采信，但是口传自然有一种力量。举一个例子，史书上徐文长是一个幕僚，是一个软弱的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发疯把老婆杀死，在监狱里几次自杀不成。但是这个看起来挺猥琐、软弱、政治上失意的人在浙江，尤其在杭州、绍兴这一带，口传他就是一个喜剧人物，有很多他的故事在流传。所以，你又不能不相信文字的力量，一代代在传播。

另外还有一个文字佐证的力量，那就是流言蜚语。我们都特别热爱流言蜚语，流言蜚语显然比真实存在要有趣得多。去年我们去参加巴黎书展，有很多人乘坐法航的航班到巴黎去，我们的飞机始终不起飞。其实法国人很像中国人，很喜欢谈八卦，就在这样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里外都是隔绝的。等到第三个小时，就出来一个谣传，说是乌克兰打仗，领空被禁空了，普京不让飞机从那走，后来这个传言越来越具体。我们就去问空少，他说你们自己分析，你们国航的航班也起飞了，东航的也起飞了，就是汉莎没起飞，法航没起飞，所以第四个小时如果还不能起飞的话，我们就得回家了。

这时大家的情绪都很兴奋，去不去巴黎已经无所谓了，好像我们在一个历史的现场。可是到第四个小时还是起飞了，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天气的问题。可是我们大家宁可相信那个谣传，而不愿意相信天气，因为谣传比事实可爱多了。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到法国人的性格，你说浪漫也好，庸俗也好，无聊也好，但是确实是喜欢流言蜚语的一个民族。

大家可能看过一本重要的书，就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面有一个场景很有意思，比埃尔因为家庭、爱情、婚姻种种的不幸，使得他特别讨厌人群，大撤退以后他自己在空城莫斯科里，法国军队就要进来了，他的计划是把拿破仑杀掉。其实他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他有人道思想，不可能去杀人。他一个人在这个空城里碰到了一个法国大尉，法国大尉看到他以后吓了一跳，但是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碰到一个会说母语的人令法国军官很兴奋。他就开始和他吹牛了，就吹牛他的爱情故事。

他的爱情故事听起来特别不真实，比如他经历过的一次浪漫事件是母女两人同时爱上他了，后来母亲富有牺牲精神，就把他让给了女儿。他讲的爱情故事是这样一种浪漫性，所以文字的力量很强，当有些事在我们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文字编造一个存在，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这就像干活用的材料，木匠用木头，我们就用文字，文字是很不可靠的。

用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一个不靠谱的存在

我们要用这样一个很不靠谱的东西建立什么？按照怎么样的原则建立这个存在？听起来是很令人怀疑的，但还是会涉及到合理性，因为其实是要用一个不靠谱的材料来建设一个不靠谱的存在，至少我们表面上要过得去，不能太不靠谱，就像比埃尔碰到的法国将军讲的荒唐的故事，再怎么荒唐，里面还是有一些合理性，比如爱情总是合理的吧，成熟女性爱上年轻人也是合理的，少女爱上年轻军官更合理了，我们总归还是需要一种逻辑。

什么是我们的样本呢？我们也就只能从现实的、可以证明的、已经发生过的现实的生活中去找一些逻辑，我们也要归纳一些规律，当然这个模仿是有破绽的。

所以我还要和大家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在高检，他很有趣，他特别想向我表示善意，他就请我听一次庭审。这个庭审还是蛮残酷的，因为是终审一个死刑犯。说起来这个案子也是很令人遗撼的，这个被告是一个河北的民工，他已经离婚了，有一天晚上跑到他前妻家住，结果看到前妻现在的男朋友，就起了纠纷，最后把这个男朋友杀了。

这里有一个关键点，他是属于激情杀人还是预谋杀人，判刑是不同的。公诉人就说他是有预谋的，因为这个男孩子随身带了刀、胶带纸和手套，这都是作案工具。这个男孩子就解释，他说他那天晚上本来不是打算去看前妻，而是去应聘工作的，所以就带着工具去，但是那天晚上没有碰到招工的人，就突然想去看看前妻，所以是临时起意去看前妻碰到前妻男朋友。

公诉人滔滔不绝把他统统推翻了，因为他口说无凭。到最后语言总是最软弱的。这个男孩子最后有一个自我辩解，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这些东西——手套、刀、胶带纸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后来发生了事情，所以这些东西都变成了证据。

他的话其实很有道理，我们工作中所仿照的逻辑都是以已经成形的事实为参照的，但其实事情是有很多偶然性的，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这种偶然性就没有发生。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们所学习模仿的那个逻辑也是不靠谱的，也是已经形成事情的。那个男孩子的意思是，后来发生了事情，就把它纳入到证据链里去了。这个对我们是有颠覆性的。在我们建立这样一个信的存在时，我们主动去取信的逻辑规律，实在不是那么可靠。

我们写作的人常常听到一个很经典的传说，托尔斯泰说他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时，一开始他并没有想让安娜去赴死，但是安娜自己活动起来跳到车轮下。我们去外面讲课，经常碰到听众提这样的问题，你笔下的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主动性，他（她）自己会活起来做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但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作者安排的，这些安排都是从已经实现的偶然性上面得到的参照物，当然这种模仿来的逻辑确实很有效果，都能说服大家，它帮我们实现了企图。

写作人的企图

什么是我们的企图？我们这些写作人的企图是什么。我刚才说了我们做的东西是不靠谱的。如果是一个木匠，要做一个桌子，这是具体的东西，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东西？用不靠谱的材质，按照不靠谱的逻辑，最后做一个什么呢？这个逻辑有一个好处，它有一个自觉性，它就把偶然性变成必然性了，让我们的工作可能实现，可能成功。

有一次我去日本看一个我母亲辈的作者叫水上勉，是一个大作家，现在已经去世了。当时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他看到我很兴奋，老是絮絮叨叨说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骗子，但是我是一个可爱的大骗子”。我觉得他这个话说得很有意思，作家自己都已经承认是在编造谎言了。这就回到一个我的初衷，到底我们为什么要写作。

我想用我们同辈作者的小说来说明一下我们的企图。北京有个作家叫刘恒，写得很好。他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个小说后来拍成电影、电视剧，非常有名。

我觉得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都没有把这个小说真正本质性的思想体现出来，张大民是一个北京大杂院里的平民，日子过得非常窘迫，父亲很早就工伤去世，兄弟姐妹一大串，他是老大，吃饱肚子就不容易，住更不容易，后来还要结婚、生儿育女，很不容易。怎么度过？一方面要熬下去，另一方面他要滔滔不绝地说话。这个人是一个贫嘴，非常爱说话，他说话的功能是把这种凄惨的事情描写成一种幸福，他好像在不断对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做一个旁白，在他的旁白中你会觉得这种凄惨的生活好像变得美好起来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写作的人恐怕都是张大民，我们都是絮絮叨叨滔滔不绝地说话，然后用我们自己的逻辑把我们的存在变成一种我们所说的幸福生活，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变得幸福。“幸福生活”这四个字特别重要，在民间传说、童话里面最后一句话往往就是“从此他们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本文根据主办方提供的速记整理，未经主讲人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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