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笔下的莎士比亚

安东尼·伯吉斯

安东尼笔下的莎士比亚

文\安东尼·伯吉斯

作为《发条橙》的作者，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也是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传记作者。在写作上才华出众的他同时也是一位全能型“鬼才”、文字玩家、奇趣猎手，并对于莎士比亚情有独钟。在写作了两部关于莎士比亚的长篇小说之后，伯吉斯意犹未尽地收集多方面材料，以史实为基础，重构一个血肉丰满的诗圣，其中诸多发现和奇思异想令人惊叹。这种由作家写作家的方式，似乎也构造出了一种层套的意味：他以一个故事高手的身份，书写着一个本身又充满故事和传奇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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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些人看来，莎士比亚在剧本中所显示的学识，似乎与一所乡间文法学校所能提供的简单的古典文学养料大相径庭。十九世纪，培根学派的邪说异军突起，其论点是：只有学识非凡、受过大学教育、精于法律与科学、毕业前曾去欧洲大陆作广泛见习旅行的人，才能写出据称是出身于沃里克郡粗陋的牛栏或猪圈的那个伶人的作品。我只是想指出：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了时间不去重读莎士比亚的剧本，从中获得艺术上的享受，却千方百计想否定莎士比亚是剧本的作者，把他的作品不仅归在培根的名下，而且还归之于随便哪个拥有头衔或大学文凭的人。他们提出的所谓“真正的作者”，人选颇多，从牛津伯爵到伊丽莎白一世本人。其中最似是而非的是剧作家克里斯托弗·马洛，说他曾为躲避仇敌的加害而装死，然后在逃亡期间为莎士比亚捉刀。这种说法自有其动人心弦之处，却纯属猜谜游戏或侦探小说之列了。

这些意见归纳起来就是认为：莎士比亚所受的教育从未超出一所免费的文法学校，不可能把自己造就成一位才华超绝的文豪。他从未接受更高的教育，这似乎是确凿无疑的。没有关于他上过大学的史料。他十几岁就结婚了，况且哪里有钱缴纳学费呢？但是，认为高深的艺术必须有高深的学识，这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农民都可以自学写作，并且可以写得很出色。任何一个农民作家只要阅读适当的书籍，随时细心体察周围的事物，就可以给人以博学多才的假象。莎士比亚的戏剧经过艺术家的手段，给人的假象是：剧本的创作者是一个曾作广泛旅行，从事各种学识渊博的职业，并且在本国和外国的宫廷中弯过他那灵活的膝盖的人。才气横溢的表面不一定真正反映多闻博识的实质，因为尽管艺术家的任务可能就是根据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朝臣、旅行家或学者，但他本人并不一定非是这些人物不可。培根学派和其他谬论，误以为艺术作品与学术著作是一回事：这部剧本显示出一点法律知识，因此作者必定学过法律；那部剧本的背景是在上蒙格雷利亚，因此作者必定到过那里。正在从事文学创作的艺术家中是没有培根学派的人物的，并且从来都没有过，因为他们太了解职业作家创作活动的方式了。

 “一个专门注意人家不留心的零碎东西的小偷”——这是指《冬天的故事》中的奥托里古斯，也是指莎士比亚以及一切戏剧或叙事小说的作家。作家想要几句心理分析的术语，他无需阅读弗洛伊德的全部著作，只需从一本平装的术语汇编中抄一点，或在公共汽车上向哪位有学问的人悄悄讨教一下就行了。他想要了解马达加斯加或西潘果，他就去问曾经到过那里的水手。只要看一下小说家的藏书室便可知道小说家其人：他的藏书既不能令人赏心悦目，也不能满足藏书人进行系统阅读的需要。他的书架上没有排列整齐的成套精装书籍，有的只是过时的赛马指南、卷了角的占星学年鉴、连环画期刊、旧书店买来的词典、学术价值不高的稗官野史以及写满在产科医院或动物标本商店无意间听到的各种奇闻的笔记簿。假若莎士比亚要建立自己的藏书室，我们可以断定它必然与培根的藏书室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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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初学写作的人而言，他无论在学校曾经接受多少训练，都无法获得语言的天赋。进学校训练有如混迹于比林斯门的脚夫或“垮掉的一代”之间一样，可以增加他的词汇量，但不能教会他一种根本的技艺，即如何把一个个单词缀成出人意料的新句型，奇迹般地反映某些从未被人悟到的人生真谛。莎士比亚驾驭本国语言的盖世才华源于天赋，但是这种才华只有通过使用、观察和热爱英语才能得到培养，而学校是不教这门课程的。

英语是一种世人尚未认真对待的语言，莎士比亚爱其粗犷与柔美之心，并无与众不同之处。英语不属于外交语言，海外学者认为学它毫无意义，许多土生土长的学者，其中包括培根，宁肯将自己较为深邃的思想托付与拉丁文（拉丁文是不会死的，因为它已经死了）。莎士比亚并不是从英国文学中培养起对英语的热爱的。

都铎朝的英格兰人像现代爱尔兰人一样，是非常健谈的。可以想象，他们说话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既质朴准确又漫不经心、用词不当。或许那是一种麦克卢汉式的交流方式，它本身就是信息，并展示了语言的根本职能：使人类在黑暗中保持社会交往。人类是否真为传递消息或感情才学会使用语言，这是值得怀疑的。倒不如说人类一旦失去光明及令人慰藉的可见世界，就必须使自己深信：在那可能存在的黑夜的恐怖中，自己并非孤身一人。就说话而言，它不是一种非常严格的交流方式，因为说话的人时常会由于找不到恰当的字而言词不达意，时常需要求助于动物性的“哼哈咕噜”，以及无疑代表了人类原始交流方式的手势。倘若将说话比作闪烁不定的听觉的烛光，人们只需使这烛光保持不灭即可。故事、闲谈、谜语、俏皮话在黑暗中消磨着时间，文学便由此——而不是由于陈词叙事的需要——产生。

莎士比亚是从一个乡间集镇的街谈巷议中汲取养料的，但是这种街谈巷议与伦敦的市井喧嚣相去无几。我们只需阅读纳什、格林、德克这些小册子作者的作品即可发现：人们不论身份高低，都喜欢参加喋喋不休的闲谈；参加才华横溢的闲谈自然更好，但他们主要是喜欢谈话本身，而不是谈话可能产生的结果。在谈话中掺入一鳞半爪的学问，用几个自己创造或从书本中搬来的怪词，学拉丁范文那样造句（而不是古老乡间闲谈中无休止地使用“还有……还有……还有……”），这就是接近于我们可以称之为莎士比亚时代的语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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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学派的人竟然会把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对白与深奥、微妙的学问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奇怪的。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尤其是早期和中期作品中的人物，会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在《理查二世》中，“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是莎士比亚自己规定一个演员在朗读台词时使用的方式），直到被另一个人物滔滔不绝的高谈阔论压倒为止。剧中是找不到多少诸如培根的《随笔》那种言简意赅的笔法的。对白的内容可以从书本知识中吸收，取舍标准与其说是深信这些内容真有价值，或许不如说是从票房价值的角度，看什么东西可以讨好观众中的艺术行家；但内容在涉及宫廷礼仪和海外旅行的问题时，则可能显得缺乏依据。对白中会有村野的精明，有经心学得的礼貌，喜欢用谚语，甚至有模仿牧师口吻的倾向——因为礼拜日的布道是整个连续不断的说话行为的一个方面。事实上，对白会显出这位诗人的本色：一个乡村青年一心要在一场都市人的游戏中击败训练有素的都市人，但又时常没有耐心彻底学会全部课程。不过，培根派谬论的存在本身，又足以证明这个乡村青年确实学到了不少。假若威尔回到人间，见到培根派的观点，他是会感到高兴的。他的事业毕竟是一种虚构的事业。

但是眼下还不到威尔投入这番事业的时候。这位未来的诗人首先必须使自己耳聪目明，必须从国内外的神话故事、乡风民俗、地方行业中汲取养料，从出身较为高贵的亲戚、小客栈的过往旅客以及父亲店堂的主顾口中，汲取斯特拉福镇以外的大千世界的养料。同时，他的感情，他的神经中枢，也需要接受爱情的滋养和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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