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现在畅销作家绝不会得奖

前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现在畅销作家绝不会得奖

2015年5月15日，埃斯普马克接受记者采访。澎湃新闻记者 杨博 图

如果记忆只有四个小时的长度，会发生什么？可能今天你是脑外科大夫，明天就成了汽车修理工；你回家按响门铃的时候，压根就不知道门后面的女人是不是自己的太太，怀里的孩子是不是自己的孩子；政治家闹了丑闻，只要逃出了舆论的风暴4个小时，就安然无恙了。

虽然这是一种夸张近乎极端的呈现形式，却从某种程度上刻画了当今社会的群体性失忆现状。这种“失忆”被瑞典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用讽刺漫画式的尖锐笔法写进了系列小说《失忆的年代》中，小说由7个小长篇组成，作者选择了失忆、误解、蔑视、忠诚、仇恨、复仇和欢乐等7个不同的角度切入，形成贯穿现代社会的一个个横截面，展示了现代人内心生活的焦虑与迷茫。

5月16日，埃斯普马克在上海参加《失忆的年代》精装版首发和作品分享会，并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采访。

信息冲击导致人们普遍性失忆

文学作品中的“失忆”主题并不少见，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代表作《暗店街》与失忆相关，马尔克斯和米兰·昆德拉也写过关于“遗忘”主题的文字。

埃斯普马克认为，自己所写的与他们都不同，“莫迪亚诺的失忆是个人的失忆，比较容易解决；米兰·昆德拉的失忆是受到外来政治权力的干扰，导致民族记忆被剥离，与之相似的还有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曾写过的报告文学作品，讲述伊斯兰教传入印度尼西亚，本土的记忆被抹掉。”他说，“而我所写的是整个社会的失忆，这种普遍性失忆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信息冲击会让人们把很多事情忘记。人们往往会说：‘那已经是历史了’。”

埃斯普马克在1980年代就提出‘失忆的年代’的概念，直到后来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才将它称为“遗忘的时代”。“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人太在意，我就是要让你们去注意这个现象。”他说。

这种“失忆”并不局限于某个国家，埃斯普马克说，这是一种全球性的通病，包括中国。去年，他与到访瑞典学院的中国作家交流，并问及中国作家莫言作品好在哪，“他们说，莫言重现了失去的历史，他的小说写到抗日战争、解放、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从小说中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的历史，小说的作用就是对抗失忆。”

《失忆的年代》精装版

已过世的瑞典著名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与埃斯普马克有超过60年的友谊。据翻译家、《失忆的年代》译者万之透露，两人曾师从同一位老师，但两个的写作风格却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托马斯倾向于自然和音乐方面，而埃斯普马克更关心社会现状。

这一点在埃斯普马克的系列小说之七“欢乐”中得以体现，小说内容是一位备受打击被排斥在瑞典社会之外的女子的独白，埃斯普马克对瑞典阶层分化和人性弱点的批判展露无遗，他用两个瑞典的说法来比喻瑞典严重的阶级差异和等级分化，一个“看不见的瑞典”被另一个“看得见的瑞典”视若无物。

埃斯普马克透露，“欢乐”曾让瑞典当权者非常恼火，特别是受到左派社会民主党的强烈反弹。“有位大臣曾对瑞典学院另一名院士说，你怎么还能和埃斯普马克这样的人混在一起。”然而，他也指明，批判现实不应该作为作家的责任或者评判作家好坏的标准，更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判标准，也算不得他自身的写作要求，“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维护好瑞典历史和文化的根基。”

畅销作家绝不会得诺贝尔奖

埃斯普马克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瑞典学院终身院士和前诺贝尔文学奖五人评委会主席。1987年至2004年期间，他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长达17年的时间，可谓当今世界文坛最具“权力”的“大佬”之一。

如今诺奖被有些人士认为是“造星”机器，每年全球文学爱好者对获奖名单翘首以盼，各种谣言和猜测满天飞，什么样的作家够得上诺奖始终是人们关心的重点。埃斯普马克表示，一百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一直在变，主要看不同时期如何解释诺贝尔的遗嘱。而且也并不存在一个唯一的标准，往往是综合因素考量的结果。二战之前，评委会才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在此之前，评选标准马马虎虎，错误很多。”

“1930年代，我们以为诺贝尔遗嘱说的‘造福于人类’就是让每个人都能读书，因此当时就以读者数量作为评判标准，读者越多越好，作品能畅销能取悦大众的作家就是好作家。”他说，“当时一些流行作家，如美国小说家辛克莱·路易斯、赛珍珠，他们的作品是大众喜欢的。”事实上，1930年代瑞典学院有些年轻院士喜欢赫尔曼·黑塞这样的作家，但是他们的意见遭到排斥。

二战以后，年轻院士长成老院士后，就开始强调先锋性和创新性。于是，1946年黑塞得奖，1948年T·S·艾略特获奖，最能体现这种创新意识的是威廉·福克纳，他于194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福克纳在美国是被人遗忘的作家。埃斯普马克坦言，“1949年是诺奖历史上最好、最强有力的一年，因为通过颁奖让福克纳产生了遍及世界的影响。首先影响法国文学，然后是拉丁美洲，如马尔克斯等，最后甚至影响到莫言。”

“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我们更多选择在世界上相对没什么名气但优秀的作家。”埃斯普马克说，1978年，英国作家格林汉姆·格林和犹太作家辛格竞争诺贝尔文学奖，当时格林很有名气，而辛格的作品却因为语言小众而少有人知。那年的诺奖颁给了辛格，现在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已经有了50多种语言版本，产生了深远影响。

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化”又成为评选考量的因素，如来自埃及、尼日利亚的作家相继获奖。进入21世纪，评选作品时认为文学应该起到历史见证作用，于是见证文学开始进入评选视野，“如2002年诺奖得主、匈牙利作家、纳粹集中营幸存者凯尔泰斯·伊姆雷，以及2010年诺奖得主、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赫塔-缪勒，他们的文学就是历史的见证。”而当前，评选时比较重视女作家，将性别也纳入考虑中。

埃斯普马克说，现在诺奖评选标准逐渐丰富起来。“有时候无法用统一的标准去选择，就像打牌一样，各种牌都要出。如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获奖，她获奖不是因为无名，也不是因为她是女性，说得简单点就是因为这些获奖者是好作家。”他还补充道，“现在畅销作家绝不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好作家和流行作家是两回事。比如赛珍珠，她得奖后写的小说让我们学院觉得丢脸。”

伟大的小说根植于诗歌传统

作为一名诗人，埃斯普马克出版过十一本诗集。曾有人统计，在他担任诺奖评委会主席期间，获奖者中诗人颇多。中国诗歌历史悠久，但在百年诺奖历史上，尚未有中国诗人获奖。虽然北岛曾在十年中三度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提名，却仍然擦肩而过，无缘诺奖。

“小说家得奖而诗人没得奖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并不等同于小说好于诗歌。”埃斯普马克回应道，“我认识很多中国诗人，中国文学总体发展很好，处于繁荣时期，不管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很有生命力。1982年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遇到的老作家都是巴金、丁玲、艾青等，没想到后来一下子涌现出这么多优秀的作家。”

埃斯普马克还强调，自己不愿意强调小说和诗歌的区别，“《失忆的年代》里七个系列小说，都可以追溯到我在1970年代出的诗集中的7首诗，诗歌可以发育出很多叙述因子。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创造的一些概念，几十年后还被小说作家运用到创作中。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说‘诗歌没有未来’，我不敢苟同。伟大的小说家的根基都是在诗歌传统中。如果一个小说家说我们不需要诗歌，等于把自己的腿砍掉了。”

2012年，埃斯普马克到访上海时曾证实，鲁迅、老舍和沈从文确实都进入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视野，但鲁迅拒绝了该奖，老舍和沈从文过早离世。面对澎湃新闻记者的追问，埃斯普马克再次证实确有此事，“沈从文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作家，比较密集地表现了中国的历史。他有个非常独特的著作《中国服饰史》，一个作家通过描写服装的历史，把中国的历史给表现出来，是很独特的。”他说，“但是很不幸，当时他正好去世了，令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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