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自传（口述）

哈金自传（口述）

哈金：我已经是美国公民十多年了，在此之前，我曾经把护照寄到领事馆延期，没有了下文，我曾当了7年之久无国籍“黑人”。2004年我曾申请北京大学英文系一个教美国诗歌的职位，因为那个教授抄袭被解职，职位空缺，但我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复。

我关注的重大主题是个人和国家的矛盾，在美国生活26年之后，我感到国家应该是一座普通的房子，让大家觉得安全，哪块该修、哪块该重建都可以做的。把国家当神当庙宇，人都会不安全。

哈金，小说家，1999年以长篇小说《等待》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福克纳文学奖，代表作还有《疯狂》《池塘》《战废品》《自由生活》《南京安魂曲》《背叛指南》等，现任波士顿大学写作课教授。

“老革命”父亲

我的父亲1945年在抗日战争结尾的时候参加八路军，后来去了朝鲜战场当通信兵，那时已经是营级了，有一次摩托车翻到山沟里，拣了一条命。

我的老家是山东蓬莱，我的二爷被日本人杀了。在短篇小说集《好兵》里，我把二爷的故事给了一个姓刁的连长。我二爷脾气太刚烈了，告诉日本人“我知道八路在哪里就不告诉你”，结果被日本人砍头了。其实他也不知道。我的奶奶说，要是日本人不杀他，土改时候也跑不掉。

我的父亲是军人，但爱读书。我父亲的两个哥哥都是很有学问的，一个是清华毕业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大伯早早就病死了。

我父亲年轻的时候读书伶俐，20多岁就是营级干部了，但属于彭德怀那个系的，彭德怀一倒，父亲就一直不顺，到老年了提了几级。父亲4年前去世了。我的《等待》父亲读了，我妈告诉我，我父亲说“还可以”。

不到14岁去当兵

学校不上课了，那时候当兵是个很好的出路，16岁可以报名，我不到14岁，是我们那伙人中最小的，我“虚报”了，因为那个部队和我父亲的部队是兄弟部队，我就浑水摸鱼提前当兵了。但我没有想到上最前面的边境去。

我当兵的地方是吉林省珲春市，那是一个三角区，一边是朝鲜，一边是苏联。那是1969年底，中苏边境的空气很紧张。

那么小的年龄当兵，我不觉得苦，但生活条件很艰苦，头两个月新兵连饭都吃不饱，既没有菜窖子也没有猪可杀，白手起家，每天4毛5分钱的伙食，很多是农村来的战士，根本不够吃，天又冷，顿顿吃高粱米、冻萝卜和白菜。

吃饭要速度非常快，那是部队普遍要求的。一上来菜得快吃，吃得慢就没了，十几分钟必须吃完饭。我当时也吃得快，我的一个战友两三分钟就可以吃完一碗饭。我后来认识一位复员兵，那人不能和家人一块吃饭，因为他吃得太快，几口就完了，家人都是边吃边说话。

吃得快，饿的也快，没有吃饭的乐趣了。我记得吃包子的时候，战友们都是两三个包子捏在一块吃，有的人两三个馒头也是捏在一块吃。我吃饭也挺快的，结婚以后就慢了。

我退役前一年，在部队入党，那一年18岁。退役前没入党是一个毛病，人家以为你是不是哪块做得不好，你当了5年兵还没入党，人家会认为你有什么事。

当了5年多的兵，1975年2月，我离开了部队。

从铁路局考上大学

从部队复员后，我被分到佳木斯铁路分局做电报员。在铁路分局待了三年后，1977年我考上了黑龙江大学英文系。报考志愿英文系不是第一选择，是最后一个选择，但因为英语笔试考了62分，被录取为英语专业。

当时整个佳木斯市报考英语的只有16人。77级的同学相差很大，有的人英语很好，他们的父母是英语教授，我没有多少英语基础，傻乎乎的，还有10个新疆来的汉族同学，一句英语都不会，他们是为新疆定向培养的，毕业后大部分回新疆。

一进校就分成快慢班，我和新疆的同学被分到最慢的班，那时候外教主要是教快班，外教始终没有给慢班上过小课，在慢班里感觉是没有希望的人。我在小说中写到对这种歧视的抗议。我在慢班里有个同学，现在是清华大学著名的政治学教授，名叫阎学通。

我开始学英语时20岁，当时每天听半小时的有宣传味儿的英语广播讲座，一直对英语从来没感兴趣，直到大三时听教授们讲海明威、福克纳，我才开始认真学习英语。

因为慢班没有人管，可以有时间多一点做自己的事情，那时候美国文学比较时髦，我便考了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的研究生。

到美国读博士、打工和写诗

1985年29岁的我拿到硕士后，作为山东大学的留校教师，申请到一笔国外的奖学金，到美国布兰代斯大学读英美文学博士。

刚来美国的时候，因为奖学金不够，我也打过工，那时候文科的留学生大都要干活，不像现在的学生一般都有钱。我找到的工作是在医院当清洁工、在工厂值夜班，从1985年到1988年，有三四年时间。

我的太太一开始不会说英语，很多杂活都干过，那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国内，我们得挣足3千块美金才能申请给孩子的签证。这种打工读书的生活持续到八九年，觉得回不去了，我就想得有正式职业，考虑认真把论文完成。我精神上没有准备要移民，但孩子来了，而孩子应该在美国生活。

我早年从来没做过文学梦。后来被爱默里大学雇用教诗歌写作，才不得不认真起来。由于一直接触优秀的文学，心里也就想写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在国内的时候，对我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唐诗宋词。上大学时看过朦胧诗的油印本，印象很深，但谈不到影响。走上写作道路后，俄罗斯作家对我是最重要的。当代的作家中奈波尔对我有些影响。

进美国的大学工作不容易。我在美国的第一个工作是教诗歌写作，布兰代斯大学是南方最好的学校之一。我除了是外来人，英语还带口音，学校里有些人就对此不高兴。

那时我读了博士，1990年出了一本诗集，我的导师弗兰克-比达特非常支持我，我比较顺地找到这个岗位，因为同时几百个美国人在申请，有人不服气。

我在国内写过一些汉语诗歌，从来没有发表过，到布兰代斯大学读书的时候给导师寄过几首我译成英语的诗歌，加在硕士论文后，爱伦-格鲁斯曼教授是诗人，他觉得我的诗有潜力，有一种独特的节奏。诗歌在中国的大学一点用处都没有，中国大学录取学生有各种因素，在美国大学接受申请的时候，一个教授坚持就会通过。

我跟我的诗歌老师弗兰克-比达特一起工作约有五年之久，每周见一次面，谈我写的诗。弗兰克特别喜欢读手稿，早年跟罗伯特-洛威尔来往甚密，洛威尔的最后两本诗集是弗兰克编辑的。新英格兰这里诗人中流传着一句话：“如果弗兰克说你的诗稿完成了，那就完成了。”

在爱默里大学教书，一开始我的作品没有获奖，我的上司排挤我。我常常气得胃痛。我妻子和孩子还帮我按摩。我有时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看那种脸子。他们雇我的时候系主任不在，其中一个是写作项目的老板，和系主任之间关系不好，而我对自己的恩人得忠诚，那个系主任就把我当成出气的了。

我工作头三年没出过书，感到压力非常大，直到我的第四本书《光天化日》出版以后，处境缓和了。系主任也努力融洽感情，他人也不坏，但总是有种隔膜。有一个马来西亚来的华人，就被挤走了，但现在成了很好的学者。

《等待》来源于真人真事

《等待》是我获得1999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小说，从那时到现在，在美国陆续重印了十几版，发行量累积50万册，已在三十多个国家出版。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等待》简体中文版，我从中国只得到1000美元稿酬，付给两中介人和出版社后，我拿到480美元。

最初是十月出版社联系出版《等待》中文版，这时候有人在中华读书报把这本书批得一塌糊涂，说我获奖不认东北的爹娘，那书是“反华”的作品，把出版社吓住了，当时就撕毁合同。过了一段时间，湖南的出版社又买去了。

《等待》这个长篇小说在我心里的酝酿时间很长，最早开始于1982年秋季，那时我第一次去山东岳父母家。我的岳父母都是在军队医院里工作，他们的一个同事，曾经教过医院子弟，那时学校很远，孩子们分很多级，需要有人来给他们讲课，我的妻子就听过他的课。

妻子告诉我，这个老师为了跟原配离婚，等了18年。就听到这么一句话，我隔很远看到这位老师，是很高很白净的一个人，戴着眼镜。在小说中，我把这个人物的地方挪到东北了。

主人公孔林根据规定需要分居18年才能跟他的原配夫人离婚，也是根据规定，他和婚外恋的对象不能走出部队医院的院墙，后来墙没有了，他们觉得墙还在那里，这就有了象征意义。我知道很多人有心理创伤，处在压抑、扭曲的状态中，是一种残忍的感觉。

写作过程中，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没有意义，就停下来了，我担心一般的英语读者无法感觉到共鸣。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一个访谈，一个美国女人的丈夫是美国海军军官，他们的婚姻出了毛病，她丈夫对她非常冷。心理医生问她，你觉得他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她说他有外遇还好了，这样证明他还能爱一个女人呢。

我突然间想，美国人中肯定有像孔林这样的男人，于是我就又继续写起来。美国人中也有没法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情形，总是有心理的隔膜；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心理造成的，是大的社会环境造成的；美国人也可能有外在强迫，但是不同形式的外在强迫。

我发现，美国和中国的读者阅读没有什么差异，我一个同事的母亲读书很多，说这是她读过最悲哀的一本书。

主人公孔林的原配妻子淑玉是小脚，国内有人说是故意揭中国人的丑。我说我的伯母是小脚，我太太的姨也是小脚，我有很多朋友的父母都是小脚。小说中的孔林比我高一代，那时脚包了又放是放不开的，中国法律早就不允许了，但是老百姓谁管你那个呢？

香港台湾的读者没有认为作者故意炫耀什么东西，在小脚上大做文章。有人看不到中国边远落后的地方，所以不理解新中国成立后还有小脚。

我遇到的这个材料很好，材料包含寓意在里面了。

讲故事重要还是语言重要？我说当然是故事重要了？要是语言重要大部分编辑都会比小说家写得好，因为你把故事讲好是最主要的。所有那些复杂性和寓意都弄出来那是最难的。

写美国题材的《自由生活》

我的第一部小说其实是《疯狂》，我不知道怎么写，没有掌握足够的技巧。和书中一样，真是有这么一个老师得了脑血栓，但不是教我的，我在医院里照顾过他两个下午，老觉得这个人心灵的密室被砸碎了，不知道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之后我就老想写这个事情，1988年就动笔了，但是写不好。短篇小说集《新郎》出版后，才继续写《疯狂》，毕竟这是我的第一本书。

能够坚持用英语来写作，在美国的主流文学中立足，和我原来做军人的性格多少有关系，就是不会轻易地放弃和认输。我其实也很羡慕我那些教汉语的同学的舒服，他们可以用汉语写作，那也是一条路子，每个人有每个人活法。

和谭恩美、汤婷婷等美国出生、英语是母语的华人血统的作家不同，我属于外来者，题材往往基于两个模块之间、两个语言之间，他们则属于土生土长的人，是美国文化圈和英语圈内的华人，他们也不会写大陆和美国外的中国人，他们就写他们祖辈的生活。

《自由生活》2007年出英文版，2008年中文繁体版出版。这是我第一次将笔触转向美国的长篇小说，写大陆移民在美国的移民生活，也是我迄今最长的小说。

我从读研究生的时候就想写这本书，但是对这个题材理解不是很多，这本书写的过程很难，因为太庞大，改一遍就需要好长时间，一遍又一遍地改，是一件体力活。

一个香港人在波士顿开饭馆，我的一个诗人朋友在那里吃饭，饭馆老板叫佛兰克，他问我的朋友是干什么的，朋友说是诗人，他说他也写诗，饭馆老板于是给他一本自己印的诗集。我的朋友看不懂中文，给我看，是很多旧体诗，我受到触动，从饭馆老板身上看到他不光是生活，还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我决心写移民的生活。

小说中有些细节是我自己的经历。但大的框架不是我自己，因为我比小说主人公武男要幸运多了。我做的其实是小说中那个诗人的工作，在艾默里大学教诗歌。

我已经是美国公民十多年了，在此之前，我曾经把护照寄到领事馆延期，没有了下文，曾当了7年之久无国籍“黑人”。2004年我曾申请北京大学英文系一个教美国诗歌的职位，因为那个教授抄袭被解职，职位空缺，但我的申请没有得到回复。

我关注的重大主题是个人和国家的矛盾，在美国生活26年之后，我感到国家应该是一座普通的房子，让大家觉得安全，哪块该修、哪块该重建都可以做的。把国家当神当庙宇，人都会不安全。

《自由生活》写了4年半。白人读者更多一些。我笑说，有一位台湾的读者说，这个书他600字就可以写出来。但常常也有白人女读者告诉我，这是她们最喜欢的小说。

《自由生活》那本书里我用了很多土语和华人移民的语言，有点破坏英语的“纯洁性”，因为不是标准的英语。生活当中华人就这么说的。厄普代克他觉得主要是在语言上的一些实验，做过了。但是没有办法，一本书有一本书的要求，那本《自由生活》很多美国人是很喜欢看的。你只能给有心的人看，能够沟通的人看。但是汉译文有一个层次没了，就是语言试验的那种东西，没法做。我写过一篇论文，《为外语腔辩护》，详尽论述了这个问题。

在美国书评对书影响很大，特别是对年轻作家，第一两本书的时候，因为书评不好的话，特别是大的书评，像纽约时报的书评，很容易就把这个作家给毁了，因为书评不好就卖得不好，你没有读者群，如果一开始书评不好，很可能平装本就出不来，这方面读者就更少了。

我以前认识一个作家，第一本书评的很不好，很多年就缓不过劲来，这很厉害的。但是你要是出了很多本书以后，有那么几个坏书评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尽管也会伤害书，但是读者在那块，而且书可以慢慢的卖，有的书并不是一下子出来很多人都读，但是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读下去。一样，汉语中张炜他们遇到不好的书评也不能伤害他。我现在不太怎么看书评。

写完《南京安魂曲》我的一件心事了结了

《南京安魂曲》是我继《疯狂》《等待》《池塘》《战废品》《自由生活》之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守金陵女子学院保护中国一万多妇女儿童的真实历史故事，魏特林因为受战争创伤精神崩溃在回到美国疗养时自杀，这个人物在无论中国还是美国的历史中被淹没。

有限制这事实使你的艺术更好。大多数虚构类的作家知道其中的难度。为了把魏特林的故事讲述完整，而又不能任意创造，我在小说中虚构了一个讲述者——魏特林的中国助手高安玲，战争爆发时她的儿子在日本读医学院，被日本当局征召到中国战地医院服务，他总是尽量帮助中国人，但最后被中国的锄奸队暗杀了，高安玲也不敢与日本的儿媳相认。

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倾向于非黑即白，但事实上有许多模棱不清的灰色地带，许多角色带着道德上的矛盾，比如拯救了25万中国难民的南京纳粹头儿拉贝，带给中国难民食品的日本基督徒军人，大家都在灰色地带生存。

中文版能够顺利出版且比英文版早上市两周，这出乎我的意料，尽管略有改动。纽约时报和许多重要报纸杂志给了好评，但同时美国也有几个评论把这本书说得一无是处，我怀疑恶评的背景可能与日本右翼势力有关。

在《南京安魂曲》之后，我刚写完一本小说，名叫《背叛指南》，是关于一位在美国的中国间谍的故事。应该说是富有诗意的小说。

和张艺谋、陈可辛的合作

我和谭盾合作过一次，是做一个秦始皇那个歌剧，张艺谋是导演。在美国演出。张艺谋人是蛮和蔼的。

谭盾和我合写剧本。其实我不应该做。谭盾说他有音乐结构，歌词得跟音乐联系起来，我总觉得像在摸黑做。我后来就回避做音乐剧了，其实还有人找我做《音乐之声》那种东西，不是我做的事情，不能做。他们有人在做。跟中国多少有关的项目。

《等待》出版后，2001年初香港导演导演陈可辛购买了改变电影的版权，但是已经11年了。

陈可辛做那么长时间，花了很多钱，剧本做了好多遍，演员换了三茬，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上面不批。陈可辛一开始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但是这些年他回到了大陆发展，这样整个就变了。陈可辛曾在俄罗斯租了一块场地，要在那里拍，后来又变了，在大陆发展。陈可辛说送审的剧本审都不审。我替陈可辛愁得慌。陈可辛没有跟我直接说，我是看到可辛在国内访谈的时候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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