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致加缪的悼词：一个人的呢喃或絮语

萨特致加缪的悼词：一个人的呢喃或絮语

“悼念”在萨特那里是一种关系的坦诚说明：“他和我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从死者的死俯视到“世界”的“狭小”，终至于使萨特将“我”和“他”概括成了“我们”，是概括，而不是融合。因此，悼词也可看作一种笑忘录。

阿尔贝·加缪死于一场倒霉的车祸，并且我们也知道他出事的那一年仅47岁，距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个迄今为止地球上的人类最为关注的文学奖项才3年。

对于一场车祸，人们通常以同情和怜悯的口吻去谈及和议论，而对于发生在阿尔贝·加缪身上的这场车祸，他的研究者们通常将它和他的文学作品的“荒谬”性主题纠结到了一起，并且获得了一种普遍意义的认可。关于阿尔贝·加缪的非正常死亡，最权威的莫过于萨特替他写的悼词，对他的这个生前的战友兼对手的不幸遇难作了如是解说：“非人道的事一经出现，便成为人道的一部分。一个中断了的生命———即使是这样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既是一张摔碎的唱片，又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很显然，作者的死被一种解读其作品的惯常态度来处置。我认为这是一种习惯性的“移情”，即，将对于作者的作品的感受转移到他的死亡事件上来，这是我们最为通常的做法，一种思维的定式。作为老友和强劲的对手（政治立场上的和写作风格上，以及思想等等），萨特的悼词几乎可以视作一篇简略回顾阿尔贝·加缪作品风格和写作历程的文章，尽管它是如此的简短，并且尽量使用了一种追悼的口吻。

研读这些写给亡灵的文字，我所发现的是种种的尴尬、语塞、含混、悖论和沉默，它们似乎是对阿尔贝·加缪作品风格的一种戏拟——或者也不是戏拟，它们体现的是死者对于在者的强烈感染力。这真是一篇有意思的悼词！

在这篇主角鲜明的悼词中，萨特以“我”自称，而称阿尔贝·加缪为“他”，一个过去的“他”，故此，我们依旧感觉到他们之间距离的存在，死亡也不能拉近的“我”和“他”。我们由此知道，悼念，往往并不能等同于与死者的和解，“悼念”在萨特那里是一种关系的坦诚说明：“他和我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从死者的死俯视到“世界”的“狭小”，终至于使萨特将“我”和“他”概括成了“我们”，是概括，而不是融合。因此，悼词也可看作一种笑忘录。

从调子来看，萨特为阿尔贝·加缪所写的悼词几无感伤的成分，我想，这对于同样“冷眼看世界和人生”的阿尔贝·加缪是合适的，如果亡灵有知，我想他也是同意的。在这篇似乎试图弥合往日的伤口、龃龉和裂痕的悼词中，质疑和肯定是并存的，在者并没有因为死者那“骇人听闻”的死而中断其一贯的质疑作风，在悼词中，这样的质疑依旧不依不饶地考问着我们，包括死者的亡灵：“他以他那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的人道主义，同当代大量的丑行劣迹进行一场没有把握的战斗。”“这位荒谬的笛卡儿主义者拒绝离开道德说教的安全地带，踏上没有把握的实践的道路。”同时，我们可以从这些焦灼的言辞中，体会到死者给予在者的深刻印象，一种性格特征上，战斗气息上，“执拗狭隘而又纯粹、严峻而又放荡”说的是死者的作品吗？抑或是他的人生轨迹？照我看来，这篇悼词可以看作是生者和死者的最后一次对话和较量，虽然它是极其不对称的，没有死者的应答。

作为一个彻底的存在主义者，萨特的这篇悼词保持了他倔强的二元对立的思辨作风，他无视神灵学说的恫吓，亦不惧所谓的报应———那由对死者的“不恭”而招致亡灵的报应。实际上，在这篇探讨死与荒谬、人道与非人道的悼词中，亡灵的影子被驱逐，仅有活生生的死者与在者的对话和期待，死者只有一个，而在者却是一群，他们是我们和萨特。死终不能像死那样改变一个难以驯服的人变得温情脉脉，惺惺相惜或自我怜惜。死，在悼词中仅作为一个新闻事件那样无动于衷地“发布”：“我把致使加缪丧生的这场车祸称作骇人听闻的事件……。”

从悼词的开头看来，萨特应该动笔于这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但我们并不能从文字中感受到他的“惊骇”，我们所看到的是由一场突然发生的车祸所引发的沉思，其间仿佛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似乎一切均已变得生疏而平静下来。对于死者的评价，我认为，总体看来萨特的笔调是得体的，但或多或少也可以觉察到一丝不以为然和揶揄的成分存在，这种难堪来自作者身份的焦虑和压力，一部分评价很可能是代表公众的：“无论加缪可能干些什么或作出何种抉择，他始终是我们文化领域里的一支主要力量，始终以他自己的方式体现着法国和本世纪的历史。”而另一部分评价则暗含了个人的某种保留性的想法：“他顶着历史的潮流，作为醒世作家的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纪，须知正是这些醒世作家的作品构成了也许是法国文学中最富有独特性的部分。”

毋庸讳言，“醒世作家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一说并不能使人信服，对于一个杰出作家的评价仅限于“继承者”（并且还是“古老家族在当今的继承者”）是吝啬的，这很容易让人想起在者和死者之间由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所引起的纷争。1964年10月，当萨特得知自己被提名为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时，他立刻起草了一份声明拒绝接受此项荣誉，包括25万克朗的奖金，这篇题为《作家应该拒绝被转变成机构》的声明经作者授权由法新社全文播发，并登载在当时的《世界报》上，文章中谈到的拒绝该奖无论是其个人理由（“一向谢绝来自官方的荣誉”）还是客观理由（“不能接受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高级文化机构授予的任何荣誉”），甚至还谈到了非常矛盾的“钱的问题”，都不能阻止当时的人们对于萨特拒绝诺贝尔奖这一真正“骇人听闻”的举动的猜疑，其中的一种议论便是有一个“死者”已经先于萨特在7年前获得了此项巨大的荣誉，因此遭致后者的拒绝和“恼火”，这个“死者”便是当年以他那“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虚无主义”、“确认人类处境之荒诞”和“被一种真正的道德感激励着，全身心地致力于探讨人生最基本的问题”的人道主义写作征服了诺贝尔奖评委的阿尔贝·加缪。如果说，颁奖的先后顺序成为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基础是什么？是奖项的鉴别和重视度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奖如同博彩那样消极而无意义。

我们还是回到那篇迄今为止最令这个倨傲而古老的文学奖项感到沮丧和尴尬的声明里来吧，在这篇理智彬彬的声明中，萨特以一种平静而淡然的口吻谈到了颁奖的先后问题：“很遗憾，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肖洛霍夫获得了这一文学奖，而唯一的一部苏联获奖作品只是在国外才得以发行，而在它本国却是一本禁书。”虽然这些文字不能作为萨特在乎“另一个”法国作家（并且还是和他关系非比寻常的同时代作家）先于他获奖的理由，但肯定的是，这个奖一定是有缺陷的、狭隘的，现在看来，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重蹈那些质疑者的覆辙，我们要看到的是萨特对于“官方荣誉”的通透觉察和警醒：“……所以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诺贝尔奖在客观上表现为给予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一种荣誉。”直到现在，他的关于这项“官方荣誉”的洞察和批评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这篇在者写给死者的简短悼词中，我们看到诸多在者给予死者的冠名，一些尚不能确定的定语：“醒世作家的继承者”，“荒谬的笛卡儿主义者”，“我们最杰出的人物”，“痊愈的病人”，“一个年轻人的生命”等等，它们具有文学的意味，而不是生平的总体判定，因此这是一篇第三人称的文学性的悼词。在悼词中，这个“他”逐渐成为一个背影，既模糊又清晰，而在者所写的悼词则成为一种呢喃和絮语。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肯定有一种与此相反的“悼词”，一个套用了众多的社交辞令、官方话语、僵词、雅语、正典的悼词，甚至可以在安德斯·奥林斯特——这个时任瑞典学院常务秘书在1957年10月为“死者”而宣读的授奖词的基础上稍加篡改的悼词。我们看到在这篇生者替死者所写的悼词中，恰恰缺失了将死者神性化、偶像化的因素，我们看到死者和生者是对等的，正因为是对等的，这种呢喃和絮语才得以实现。在悼词中，死者最重要的作品，如《局外人》《鼠疫》《西西弗神话》等均未被作者提及，在我看来不是出于“嫉妒”或“不屑”，而是这种“呢喃”的琐碎性和日常性选择的结果，就像一个真正的哭丧者的数落那样，而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平静的“数落者”是有所节制的，他把他的要点放在了死者的思想历程上，死者的短篇小说《堕落》　就是以这样寻常的姿态出现在悼词中的：“人们可以同意或反对他的思想，他在自己的作品——尤其是那部最优美也最不为人所理解的《堕落》——中所透露的思想，但人们在生活中总要体验这种思想。”

作为一个在无尽的交锋、对抗和冲突中一路走来的写作者和思想者，生者一定注意到了悼词的力量，那可以唤醒人们重新打量和认识死者的作品和思想的力量，因此他绝不会放过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哪怕它正处于尚未消散的车祸的阴霾之中，在可怕的日子中点亮语词的烛光。在这篇极为简略的悼词中，我们只看到两个身影的存在，哪怕时间已经过去了很多年，生者亦转身成了死者，我们感受到的不是生死茫茫，而是人世间最可信、最真实、最温暖的互为映照和关怀，我们也相信死者会突然在某个时辰归来，正如某一天我在苏珊·桑塔格的书中翻到的一页，那上面关于阿尔贝·加缪的形象的描写是一帧定格在光辉岁月里的遗像：

“他那些照片令人难以忘怀，显出一种随意的美。他嘴里老是叼着一支烟，无论身上穿的是战壕雨衣，套在领口敞开的衬衣外面的毛衣，或是日常服装。怎么看这几乎都是一张理想的脸：孩子气，英俊但又不特别英俊，瘦，粗糙，表情既认真又温和。谁都想认识这个人。”（选自“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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