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孤独

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的孤独

玛格丽特▪杜拉斯（1914－1996），法国当代最著名的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她的成名作是自传体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84年她的小说《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杜拉斯的文学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多次被改编成电影，如《广岛之恋》《情人》，同时她本人也拍摄了几部电影，包括《印度之歌》和《孩子们》。1996年3月3日逝世，终年81岁。

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我在房屋里才独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内。花园里有鸟，有猫。有一次还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园里并不孤单。但在房屋里却如此孤单，有时不知所措。现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独自一人。为了写书，书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当时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样。这是怎样发生的？该怎么说呢？我能说的只是诺弗勒堡的那种孤独是被我创造的。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独自一人。为了写作。但不像此前那样写作。为了写一些我尚未知的书，它们永远不由我或任何人决定。我在那里写了《劳儿之劫》和《副领事》。后来还有别的书。我明白我独自一人与写作相伴，独自一人，远离一切。大概长达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计算写作的时间或任何时间。我计算等待罗贝尔·昂泰尔姆和他妹妹玛丽－路易丝的时间。后来我再未计算过任何东西。

《劳儿之劫》和《副领事》是在上面我的卧室里写成的，房间里的蓝色衣橱可惜现在被年轻的泥瓦工毁了。那时我间或也在这里，在客厅的这张桌子上写作。

我保持着头几本书的那种孤独。我随身带着它。我的写作，我始终带着它，不论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鲁维尔。或者去纽约。在特鲁维尔我决定劳拉·瓦莱里·施泰因将发疯。扬·安德烈亚·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鲁维尔出现在我眼前的，难以忘却。这是在一年以前。

写作的孤独是这样一种孤独，缺了它写作就无法进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苍白无力地去寻找还有什么可写。它失血，连作者也认不出它来。首先，永远别将作品向秘书口述，不论她多么灵巧，在这个阶段也永远别将它交给出版商审读。

写书人永远应该与周围的人分离。这是孤独。作者的孤独，作品的孤独。开始动笔时，你会纳闷周围的寂静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是这样，不论在白天什么钟点，不论光线强弱，是室外射进的光线还是室内的白天灯光。身体的这种实在的孤独成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独。我不曾对任何人谈到这点。在我孤独的这个最初时期，我已经发现我必须写作。我已经被雷蒙·格诺认可。雷蒙·格诺的惟一评价是这句话：“别做其他事，写作吧。”

写作是充满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无比喜悦。我写作。写作从未离开我。

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

打开的书也是黑夜。

我不知为什么，我刚才的这些话使我流泪。

仍然写作，不理睬绝望。不：怀着绝望。怎样的绝望，我不知道它的名字。写得与作品之前的想法不一样，就是失败。但必须接受它：失败的失败就是回到另一本书，回到这同一本书的另一种可能性。在屋子里的这种自我丧失完全不是自愿的。我没有说：“我整年里每天都关在这里。”我没有被关着，这样说是错的。我出去采购，上咖啡馆。但我同时又在这里。村子和房屋是一样的。桌子放在水塘前。还有黑墨水。还有白纸也是一样的。至于书，不，突然间，永远不一样。

在我以前，这房子里没有人写作。我问过镇长、邻居、商人。不。从来没有。我常打电话到凡尔赛打听曾住过这房子的人的姓名。在那一串住户的姓名和职业的单子上，没有任何作家。而所有这些姓名都可能是作家的姓名。所有的人。但是不。他们是这里的农户。我在土地里找到德国垃圾箱。这所房子的确被德国军官占用过。他们的垃圾箱是一些洞，在地上挖的洞。里面有许多牡蛎壳，贵重食品的空罐头，首先是肥鹅肝和鱼子酱罐头。还有许多碎了的餐具。什么都被扔掉。餐具肯定是塞夫勒的产品，除了碎片以外，花纹完好无缺。那蓝色像我们某些孩子的眼睛一样是纯洁的蓝色。

当一本书结束时——我是指写完一本书时——你阅读时再不能说这书是你写的，不能说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能说你怀着何种绝望或何种幸福感，是一次新发现还是你整个人的失败。因为，毕竟，在一本书里是看不见这些的。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是均匀一致的，变得规规矩矩。书一旦完成并散发以后，它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了。它回归到初生时懵懂的纯洁之中。

与尚未写成的书单独相处，就是仍然处在人类的最初睡眠中。就是这样。也是与仍然荒芜的写作单独相处。试图不因此而死。这是在战争中独自待在防空洞里。但是没有祈祷，没有上帝，没有任何思想，只有这个疯狂的愿望：消灭德意志民族，直至最后一名纳粹。

写作永远没有参照，不然它就……它仿佛刚出世。粗野。独特。除了那些人，在书中出现的人，你在工作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作者永远不会为他们惋惜。不，我对这有把握，不，写书，写作。因此通向舍弃的门永远敞开。作家的孤独中包含自杀。他甚至在自己的孤独中也是单身一人。永远不可思议。永远危险。是的，这是敢于出来喊叫所付的代价。

在房子里，我在二楼写作，我不在楼下写。后来却相反，我在一楼中央那个大房间里写，为的是不那么孤单，也许吧，我记不清了，也为了能看见花园。

书里有这个，书里的孤独是全世界的孤独。它无处不在。它漫及一切。我一直相信这种蔓延。和大家一样。孤独是这样一个东西，缺了它你一事无成。缺了它你什么也不瞧。它是一种思想方式，推理方式，但仅仅是日常思想。写作的功能中也有它，既然你每天都可以自杀，那你首先也许会想不要每天都自杀。这就是写书，不是孤独。我谈论孤独，但我当时并不孤单，因为我要完成这个工作，直至光明，这是苦役犯的工作：写作《法国副领事在拉合尔》。书写成了，被译成全世界的各种语言，被保存了下来。在书中，副领事向麻风病开枪，向麻风病人、穷人和狗开枪，然后向白人，向白人总督开枪。他枪杀一切，除了她，一天早上溺死在三角洲的她，劳拉·瓦莱里·施泰因，沙塔拉和我童年的女王，驻永隆总督的这位妻子。

这是一种写作病

作家的另一种工作有时使人羞愧，它大都引起众人最强烈的对政治秩序的遗憾。我知道人们为此耿耿于怀。他们变得像警犬一样凶恶。

在这里，你感到脱离了体力劳动。你必须适应和习惯这一点，然而什么也消除不了这一点，这种感情。将永远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世界这个地狱的不公正性，这使我们流泪。工厂地狱，种种恶行：老板的藐视与不公正，残暴、资本主义制度的残暴，它所带来的一切不幸，富人有权支配无产者，将失败归咎于他们而从不将成功归于他们。令人不解的是无产者为什么接受呢。不过许多人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状况不会继续很久。我们大家做到了一点，可以对他们可耻的文章做新的解读。是的。是这样。

我不坚持，我走了。但我说的是大家的感受，即使人们不善于体验它。

常常，在劳动终结时，你回忆起最大的不公正。我指的是日常生活。这种回忆一直来到房屋里，一直来到我们身上，不是在早上，而是在晚上。如果我们毫无感受，那我们就一文不值。我们就是：虚无。而在所有村庄的所有情况下，这种事人所共知。

当黑夜开始来临时，就是解脱。室外的劳动停止了。剩下的是我们的奢侈，能够在夜里写作的奢侈。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写。不受制于任何命令、时刻表、长官、武器、罚金、侮辱、警察、领导和领导。以及孵化出明日法西斯主义的母鸡。

副领事的斗争既天真又具有革命性。

这就是时代的，各个时代的最大的不公正：如果平生一次也不为此哭泣，那就不为任何事哭泣。而从不哭泣不是生活。

哭泣，也应该哭泣。

即使哭泣无济于事，我认为也应该哭泣。因为绝望是可以触知的。它会留下来。对绝望的回忆会留下来。有时它会杀人。

写作。

我不能。

谁也不能。

应该说明：人们不能。

但人们写作。

人们身上负载的是未知数，写作就是触知。或是写作或是什么都没有。

人们可以说这是一种写作病。

我试图在这里说的话并不简单，但是我想各国的同志们能理解。

人本身有一种写作狂，强烈的写作狂，但人们疯狂并不是因为这个。正相反。

写作是未知数。写作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将写什么。而且十分清醒。

这是你本身的未知数，你的头脑和身体的未知数。写作甚至不是思考，它是你所具有的能力，属于在你身边与你平行的另一个人，他是隐形人，出现并前进，有思想有怒气，他有时自己使自己处于丧失生命的危险之中。

如果你在动笔以前，在写作以前，就大概知道会写什么，你永远也不会写。不值得写。

写作就是试图知道如果先写会写什么——其实只有在事后才知道——这是人们可能对自己提出的最危险的问题。但也是最通常的问题。

写作像风一样吹过来，赤裸裸的，它是墨水，是笔头的东西，它和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一样，仅此而已，除了生活以外。

在孤独中生活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摆脱人们可能称作的危机，神经性危机或迟缓、衰落的危机，它仿佛是虚假的睡眠。孤独也是这个。一种写作。而阅读就是写作。

有些作家感到恐惧。他们害怕写作。就我的情况而言，也许我从来不害怕这种恐惧。我写了一些难以理解的书，但它们有读者。最近我读了其中一本，我有三十年没有重读它，我觉得它很精彩。书名是：《平静的生活》。此前我完全忘了它，只记得最后那句话：“除我以外，谁也没有看到他淹死。”这本书是一气呵成的，根据的是谋杀案十分阴暗的普通逻辑。在这本书里，你可以走得比书本身更远，比书中的谋杀案更远。走向你不知道的地方，走向对那位妹妹的爱慕，这又是兄妹恋爱的故事，是的，是永恒爱情的故事，令人炫目的、冒失而受到处罚的爱情。

我们因希望而患病，我们这些六八年的人，我们寄希望于无产阶级的作用。我们，不会有任何法律，任何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东西医治好我们的希望症。我想再加入共产党。但同时我知道不应该。我还想对右派说话，带着全部愤怒去辱骂它。辱骂和写作一样强有力。这是有对象的写作。我写文章辱骂一些人，这和写首好诗一样痛快。我认为左派与右派截然不同。有人会说这是同一些人。左派中有贝雷戈瓦，谁也取代不了他。第一号贝雷戈瓦就是密特朗，他也不同于任何人。

我可与众人一模一样。我相信走在街上从来没有谁回过头来看我。我是平庸。平庸的杰作。就像《卡车》那本书中的老妇人。

像我对你讲的那样生活，在孤独中生活，天长日久会冒风险。不可避免。当人孤单时会失去理性。我相信这一点：我相信当人完全孤单时会精神错乱，因为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产生个人的谵语。

人永远不是孤单的。在身体上永远不是孤单的。永远不。人总是在一个地方。他听见厨房的声音，电视或广播的声音，在邻近的套间，在整座大楼。特别是当他从不要求寂静时，不像我那样。

苍蝇死亡时刻的精确性使它有了秘密葬礼。证据就在这里，它死了二十年，我还在谈论它。

此前我从未讲起这只苍蝇的死亡，它持续的时间，它的缓慢，它难以忍受的恐惧，它的真实。

死亡时间的精确性反映出与人的共存，与殖民地民族，与世上庞大无比的陌生人群，与处于普遍孤独中的孤单人们的共存。生命无处不在。从细菌到大象。从大地到神圣的或已死亡的天空。

对于苍蝇的死，我没有做什么事。光滑的白墙，它的裹尸布，已经在那里，它的死亡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自然的与不可避免的。这只苍蝇显然到了生命的末日。我无法抑制自己不去看着它死。它不再动弹。还有这一点，我也知道人们不能说这只苍蝇存在过。

这件事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我从未像刚才那样讲述过，甚至包括对米歇尔·波尔特。我当时还知道的，看到的，是苍蝇已经知道渗透它全身的冰冷就是死亡。这是最可怕的。最出人意料的。它知道，它也接受。

孤零零的房子是不会这样存在的。它周围必须有时间，有人，有故事，有“转折点”，有像婚礼或这只苍蝇死亡之类的事，死亡，平凡的死亡——单数与多数的死亡，全球的，无产者的死亡。战争，地球上巨大如山的战争所造成的死亡。

那一天。我约好要与朋友米歇尔·波尔特单独会面的那一天，没有时刻的那一天，一只苍蝇死了。

我瞧它的时候，突然到了下午三点二十分多一点：鞘翅的声音停止了。

苍蝇死了。

这位蝇后。黑色与蓝色的蝇后。

这只苍蝇，我看见的这只，它死了。慢慢地。它挣扎到最后一刻。然后它完了。前后大概有五分钟到八分钟。时间很长。这是绝对恐惧的一刻，也是死亡的起点，朝向别的天空，别的星球，别的地方。

我想逃走，但我同时对自己说应该朝地上的这个声音看看，因我曾听到一只普通苍蝇死亡时那种湿柴着火的声音。

是的。是这个，苍蝇的死亡，它成了文学的移位。你在不知不觉中写。你写如何看着一只苍蝇死去。你有权这样做。

米歇尔·波尔特，当我告诉她苍蝇的死亡时刻时她大笑不止。现在我想，以可笑的方式讲述苍蝇死亡的人也许不是我。当时我无力表达，因为我正瞧着这个死亡，这只黑色和蓝色的苍蝇的死亡。

孤独总是以疯狂为伴。这我知道。人们看不见疯狂。仅仅有时能预感到它。我想它不会是别的样子。当你倾泻一切，整整一本书时，你肯定处于某种孤独的特殊状态，无法与任何人分享。你什么也不能与人分享。你必须独自阅读你写的书，被封闭在你的书里。这显然有种宗教味道，但你并不马上有这种感觉，你可以事后去想（正如我此刻做的），根据某个东西，比方说生命或对书的生命的答案，根据话语、呼喊、闷声的吼叫，发自世界各国人民的这些无声的可怕声音。

我从未在书里说谎

这是我生命的第一本书。它发生在拉合尔，也是在柬埔寨，在种植园，无处不在。《副领事》一开始就有一位十五岁的怀孕的女孩，这位安南姑娘被母亲赶了出来，在菩萨蓝色大理石的山区里游荡。后来如何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寻找这个地方，寻找我从未去过的这座菩萨的山。我的书桌上摆着地图，我循着乞丐和孩子们走的小路寻找，孩子们两腿无力，目光呆滞。他们被母亲所抛弃，捡垃圾充饥。这本书很难写。不可能做提纲来表述苦难的深度，因为没有引发这苦难的明显事件。这里只有饥饿和痛苦。

野蛮的事件之间没有联系，因此始终没有计划。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计划。从来没有。生活和作品中都没有，一次也没有。

我每天早上写作。但没有任何时间表。从来没有。除非是做饭。我知道什么时候该让食物沸腾或避免烧焦。对于书我也心里有数。我发誓。用一切发誓。我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从来没有。这是因为母亲以前吓唬我说，谎言会杀死说谎的孩子。

我想这正是我责怪书籍的一点，因为，一般来说，它们并不自由。通过文字就能看出来：书被制作、被组织、被管辖，可以说变得规规矩矩。这是作家经常对自己使用的审查职能。于是作家成了自身的警察。我指的是寻求良好的形式，也就是最通常、最清楚、最无害的形式。还有几代人死气沉沉，书写得十分腼腆，甚至还有年轻人。这是些可爱的书，但没有任何发展，没有黑夜。没有沉默。换句话说，没有真正的作者。应景的书，解闷的书，旅行的书。但不是嵌入思想、讲述一切生命的黑色哀伤的书，而是一切思想的老生常谈。

我不知道书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有书时我们知道。没有书时，我们知道，好比知道我们活着，还没有死。

每本书和每位作家一样，有一段艰难的、无法绕过的行程。他必须下决心将这个失误留在书里，使它成为真正的、不撒谎的书。孤独，我还不知道它后来如何。我还不能谈论它。我相信的是这种孤独变得平凡，天长日久变得平庸，而这很幸运。

当我第一次谈到法国驻拉合尔大使的夫人安娜-玛丽·斯特雷特和副领事之间的恋情，我感到毁坏了这本书，使它辜负了期望。可是没有，它不仅站住了，而且不负所望。作家也有失误，像这种失误，它实际上是机遇。成功的、美妙的失误使人欣喜，就连其他的失误，仿佛出自孩童之手的浅易的失误常常也是美妙的。

别人的书，我往往觉得很“干净”，但常常仿佛出自毫无危险的古典主义。大概该用“必然”一词。我不知道。

我平生读得最多的书，我独自阅读的书，是男人写的书。是米什莱。米什莱，还是米什莱，催人泪下。也有政治书籍，但较少。圣朱斯特，司汤达，但奇怪的是没有巴尔扎克。文本中之文本是圣经中的《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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