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西部农村，最大的好处，是能感受死亡。大都市太喧嚣，每每将心淹了。死亡的声音，总显得稀薄，很难唤醒快乐或苦恼的城里人。
我住的地方更静，物欲便淡了。那死亡的声音，就大逾天地，充满虚空。用不着专注聆听，那哀乐声、发丧的唢呐声、嚎哭者便会自个儿来找你；老见花圈孝衣在漠风中飘，老听到死亡的讯息，老见友人瞬息间变成了鬼，老听人叹某人的死亡，而随后，叹人者亦变成了被叹者……
我是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到死亡的，老觉得那是个可怕的大洞，伺在身侧，老想往洞里拖我。我昼夜发抖，恐惧这世上竟有这样一个东西。渐渐，我明白了，不但人会死，那月亮，那太阳，这地球，都会有死的一天。于是，我心中又升起一个疑问：既然终究都得死，这活着，究竟有啥意义？
从少年时代起，我就寻找意义，但我可悲地发现，一切都没有意义。死亡来临时，读的书没有意义，盖的房没有意义，写的文章没有意义。若真能写出传世之作，但一想宇宙也有寿命，便知那所谓传世的，仍是个巨大的虚无。地球命尽之日，托尔斯泰也没有意义。于是，我曾许久地万念俱灰。
这种幻灭感的改变在我接触到佛教之后。当我看到佛舍身饲虎和割肉喂鹰时，我忽然发现了意义。这意义，便是那精神。那虎鹰和身肉，均已化为灰尘，但那精神，却以故事为载体，传递给千年间活过的人。这精神会照亮心灵，许多人因此离苦得乐了。这，便是意义。
文学的意义亦然。其意义，非名，非利，而在于文学该有的那种精神。前者如过眼烟云，后者则可能相对永恒。
我认为，好的文学必须做到：这世上，有它比没它好，读它比不读好，因为它的存在，能使这世界相对美好一些。如果达不到这一点，就不是好文学。
为了实践我的感悟，我用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进入文坛。但我可悲地发现，时下的文学，早已丧失了我所向往的“意义”。
老有圈外人问我：文坛究竟咋样？我答：有善有恶。善者，可比菩萨；恶者，欺世盗名。
他又问：善恶之比如何？整体评价咋样？
我默然。
但私下里，我对文坛还是有评估的。我之标准，是《佛子行三十七颂》，其中有一颂如是说：
伴彼若是三毒长，并坏闻思修作业，
能转慈悲令丧失，远恶友是佛子行。
可见，“恶友”的标志是：一旦与之接触，则贪婪、嗔恨、愚痴“三毒”增长，慈悲心消失。
一个偶然的机缘，我进入文坛，不久，我吃惊地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竟然开始堕落：我多了贪，开始在乎文坛的排名；多了嗔，当作品被人恶意糟踏时；多了痴，一日日地迷失了自我。复归西部小城后，我竟然失却了先前的那份宁静和超然。
按《佛子行三十七颂》的说法，我显然是遇到了“恶友”，可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显然又不恶。粗看来，那一个个单个的个体，分明都不坏，有的甚至是明显的好人。可奇怪的是，当我再一次进入文学圈子，仍会不知不觉间向下滑落。
这是很怪的现象。当一个群体不能使与之接触者渐趋高尚，反倒使贪嗔痴“三毒”增长时，说明它定然出了问题。
《佛子行三十七颂》还提到了应该接触的“善知识”：
伴彼若令恶渐尽，功德犹如月初增，
则较自身尤爱敬，依善知识佛子行。
显然，这种“善知识”，在文坛也有不少。但无疑，他们并不占主流地位。否则，文坛是不会增长人的贪嗔痴“三毒”的。
我清醒地促使自己去分辨谁是善知识谁是恶友，结果我失望地发现，当我面对个体时，我都能从他们的身上发现闪光点，但综观文坛整体时，仍觉得有一种令我增长“三毒”的浓浓的氛围。换句话说，时下的中国文坛，定然缺乏能使人健康向上的土壤和气候。许多善人，不知不觉间，就会被那风气腌透，进而繁衍出一种“恶”来。更可怕的是，被腌者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异化，反倒乐此不疲，趋之若鹜。
当这种不好的风气占主流地位时，就会形成一种潜规则。进入这规则的任何一个外物，其命运只有两种：你要保持清醒独立，远离规则，那规则就会忽视你的存在，像上海作家李肇正，著大文三百万言，至死都得不到评论界的关注；要么，你由遭遇“恶友”而潜移默化，终而成为“恶”的来源。
我曾虔诚地想进入文坛，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进入文坛之后，却又想决然地远离它。因为，我的信仰和智慧告诉我：所有滋长贪嗔痴的外物和外境，都定然是恶的，是必须要远离的。我逃离时的那份急切，如逃脱枪口的小鹿，只想找个密林深处，静静地舔舐伤口。
但同时，我发现，千千万万个人仍在拼命地涌向那个被佛子们视为“恶友”的所在。
我很可惜一些作家，花费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去制造大量的垃圾，浪费自己生命，浪费别人的生命。有好些人，在他的肉体消失之前，作品已消亡。更有甚者，其存在的价值，就是以自己的才华，宣扬一种罪恶。这世上，没有他（她）的书，比有他（她）的书好。
我常说，没有才华的婊子（人格意义上的），仅仅是一个婊子，而有才华的婊子，则会依托自己的才华，将那婊子气扩散到整个社会，而使这世界相对恶化。
有本小书，叫《艺术的未来》，书中写道：“当艺术家为艺术而艺术的时候，他们是鄙视公众的。反过来，公众则以忽视这些艺术家的存在对之进行了报复。由此造成的真空便由江湖骗子似的冒牌艺术家做了填充。”信然。
时下的文学杂志、网络，或是图书市场，除偶现寥若晨星般的“艺术”外，大多只写了两个字：无聊。名作家写着有名的“无聊”，无名者也不甘落后，绞尽脑汁地炮制“无聊”。生活的苍白，人格的萎缩，责任感的丧失，思想的缺少钙质，使本该塑造灵魂的文学，堕落为颓废者的自慰。
我常常私自发问：我们这个民族，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混混群体？难道他们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只配用来炮制垃圾？每念及，便不由得扼腕长叹。
无疑，这虚假的文学繁荣背后，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哀。
我曾参加过一次文学聚会，当作家们津津乐道地编织“蛋白质女孩”和“巧克力男孩”之类的爱情时，窗外有个老太婆正在痛哭，因为她当农民工的儿子才死在建筑工地上。作家们懒得去安慰她，他们甚至嫌那哭声打断了自己的文思。这画面，充满象征意味，几乎可以看成中国当代文坛的缩影。
在另一次会议上，作家们纷纷抱怨时代对自己的挤压，说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自己已沦为“边缘人”，其慷慨激昂，充满了文天祥似的正气。发牢骚时，作家们正免费住着高级宾馆，腹内盛着国家供给的山珍海味。而同一时刻，西部还有许多人饿着肚子牛一样劳作，还有许多哭泣的失学儿童，还有无数贫病交加的农民。最该关注的他们，却很少有人关注。
无数的作家和所谓的作家们边发牢骚，边编织连自己也不信的苍白故事，以填充网络和杂志。他们散发出迷醉的萎靡之气，并将这萎靡传递给年轻一代，影响或污染着他们。大家一齐制造喧嚣，创造“繁荣”，营造颓废。试问，在这样一个“气场”中，谁又爱听弱势者的哭声？谁又爱看农民们的愁脸？谁又会把那种叫“忧患”的意识，塞入自己心中？
作者们背对着大千世界，背对着应该关注的弱势群体，无视一个民族可悲的颓废和无聊，浸淫在自我营造的氛围之中，自我宣泄，自我陶醉，自我堕落，除了浪费生命，“图财害命”之外，并无丝毫益处。在这样一个萎靡颓废的群体中，诞生出的，一定是颓废的个体。这群体，像巨大的黑洞一样，吞噬着思想，吞噬着灵魂，吞噬着人的主体性，不知不觉间，人的个性就消失了，变成一个庸碌的细胞。
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文学应该拒绝虚假，拒绝起哄，拒绝鼓噪。文学应该需要一种品格，一份真诚，需要生命的投入。一群老鼠，只能生下老鼠。无论它们如何鼓噪，如何叫喊，如何自命不凡，如何制造繁荣的虚假，都改变不了其老鼠的本质。而欲生下狮子，作家母体必须首先变成狮子，再和另一个异性狮子——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
试想，俄罗斯大地上为何能产生那么多大作家和文化巨人？原因很简单：他们有肥沃的土壤，有适宜的气候，有干净的空气，有奋发向上的群体，有勇于探索的精神，一言以蔽之：他们有伟大的文学传统。生活在那块土地上，一个侏儒，也会在巨人的熏陶下逐渐高大起来。
而时下，我们面对的，是漫天的浮躁，遍地的颓废，啸卷的懒散和无聊。在所谓的文学中，我们很难发现一点高贵的、能守住自己灵魂净土的文字。文学赝品泛滥成灾，所谓的文学遍布市场，数以万计者以肉欲文字自愉、自慰、自恋，终而自阉。他们已经失去了投身理想的执著，不见了灵魂塑造的谨严，看不到自我完善的道德，大气和高贵了无踪迹。触目皆见的，是被贪欲烧红的面孔。他们像发情的袋鼠一样，翕动着鼻翼，瞪圆了因久视而发涩的眼睛，搜寻或炮制着所谓的文学。试问，这样的土壤里，能诞生巨人吗？
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人格修炼。如果不使自己的心灵，像这个世界一样丰富和博大，而仅仅是进行文学本身的训练的话，他不会成大气候。不少作家充当了一种卖水的角色：从生活之海中舀来一瓢水，就吆喝个不停，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兜售的货色——这样的作家，已经是真“作家”了——却忘了，作家更应该注重的，是灵魂的修炼。当心灵的丰富和博大成为一个世界的时候，写出的东西自然会有一种大气。
托尔斯泰无论大作品还是小作品，都有他独有的大气。无论《战争与和平》，还是一些很小的随笔，都有一种浓浓的托尔斯泰味道。那味道，别的作家没有，也模仿不来。那是隐在文字背后的作家人格的体现。他必须经过灵魂的历练，达到大真大善大美时，才可能有那种大气。
托尔斯泰经历了无数次的精神危机和自我超越。他的精神危机是时代的困惑，他的痛苦是时代的痛苦。他的人格，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被称为“十九世纪的良心”。所以，他才能傲立于世界文学的顶端。
在完成了必要的文学训练之后，作家最应该注重的，是人格的修炼。人格，决定了他未来的成就。
文学训练是必要的，但这种训练不难完成。最难的，是人格的修炼。如果他是大海的话，即使绽出一小朵浪花，也会有大海的气息。要是他是个猴子的话，无论他翻出多少个叫人眼花缭乱的跟头，并赢得千万人的叫好，他仍然是个猴子。
所以，一个作家，要是不注重人格修炼，仅仅是在文学技巧上玩弄花样，无论他玩得多么出色，他仍然掩饰不住人格的小气和卑琐。老百姓对这样的作家很反感。这也是文学受到冷落的真正原因。
一部作品，最终是作家人格的反映。艺术手法，仅仅是手段而已。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家做到的不多。像张承志，就这样做了。我不认识张承志，也没有迷过他的作品，但我迷他这个人。我更喜欢隐在文字背后作家的人格，这是一个作家最难得的东西。
托尔斯泰的那种大气，其实是“利众气”，即悲天悯人。这与他的宗教修养有关。作家虽然不一定要“迷信”哪一种宗教，但应该要有相应的“智信”，应信仰并且实践他所认为的真理。他不仅仅是学者，更应该是行者。
宗教中的好多东西对文学创作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如佛教的灵魂重塑和心灵实践。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体验，不可能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佛教中的小乘就要求人要破除我执，不要总以自我为中心，争名逐利，利己损人，要破除小我，融入大我。有了大我，就可能体现人类精神的大真、大善，艺术也会相应地“大美”。
我老劝文友，多想想死亡，并以此为参照，来想想自己该做些什么。
但时下，一个可怕现实是：高贵者或向往高贵者，常常会受到嘲讽。而卑劣者则可以大言不惭地展示自己的卑劣，反倒引起别人的认同甚至赞许，认为他是真诚的。但却忘了，真诚的卑鄙也是卑鄙。
一个人不在于他有多么高尚，而在于他是否有颗向上的心。只要有向上的心，不管他能飞多高，都值得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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