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

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如何开始

饶翔

2013年有两部小说引起了普遍讨论和关注，其影响甚至超出了文学界：方方的中篇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和余华的长篇小说《第七天》。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延续方方沉郁顿挫的风格，将贫困农民子弟涂自强的奋斗自强之路与失败之路，铺陈演绎得分外真切动人。相对于多年前《风景》聚焦酷烈的生存“风景”，这部新作的叙事更显内敛平实，也更具普通性，触及贫富分化、城乡差距、阶层固化等时代难题。涂自强这样一个“没背景、没外形、没名牌也没高学历”的“普通青年”，仅靠个人努力，在大城市中安身已如此艰难，更何谈立命。小说没有渲染人世险恶，而是在普遍的人性善中，以一出“从未松懈，却也从未得到”的个人悲剧，叩问现实法则：涂自强的悲伤到底是个人的，还是时代的、社会的？

相比于方方的写实笔法，余华的《第七天》则多了几分夸张变形的荒诞意味。它的叙事人是一位死者，作为一个买不起墓地的亡灵，他只能游荡到“死无葬身之地”，与另一些同样没有墓地的亡灵待在一起。原来每个亡灵生前都有一段悲伤的“人间”往事，这些善良的亡灵在一起相互诉说倾听，相互温暖慰藉。在“死无葬身之地”，他们却感受到了苦难人间所少有的温情。

这两部作品也产生了广泛的议论。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来自青年批评家翟业军，他在其批评文章中认为，《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像‘五四’的‘问题小说’一样浮皮潦草”，文学性上乏善可陈，细节大量失真；他由此断言：“涂自强的悲伤，您不懂”。[1]；支持方方者则认为，“方方的价值在于，她是中国当代文坛现实主义文学的一点星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长夜中的星火，因为有了这个星火，文学稍稍对这个时代有了回应。至于方方的问题，有，有自身无法超越的，也有时代给予一代作家的，但这不是主流，不妨碍她的价值认定。”[2]双方争论的焦点仍然是“现实”，只不过对于“现实”的理解各执一词，那么，究竟谁更能代表“现实”呢？《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在网络上引起了较多的讨论，在读者中口碑相传。不过从网友们的反馈来看，它的影响力似乎更多是来自于它所提出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之尖锐引起了广泛的共鸣。然而，不免要问：这是“文学”的胜利吗？

评论者对《第七天》的批评多集中在余华虚构上的讨巧，大量拼贴社会新闻、网络段子，如“《第七天》里对近两三年内社会新闻的大面积移用，已几乎等同于微博大V顺手为之的转播和改编”[3]。余华笔下“奇观化”的中国现实，或许迎合了西方人的“偏狭趣味”，满足了他们对于一个“魔幻中国”的想象认知[4]，但作为中国的读者，我们却不免疑惑：中国的现实难道就是如此吗？且不论余华所“引用”的“中国故事”的真实度、可信度，我们所不满的是一名优秀作家对于中国现实如此皮相的认识。

两部小说可以说都是典型的中篇小说的架构（《第七天》可以看做一个拉长了的中篇），以一定的体量和篇幅，较为完整地呈现一个人物在一定时段内的典型事件。不是所谓生活横截面（短篇小说），也并非人物线头众多的广阔的社会生活（长篇小说）。就小说文体而言，中篇小说最适合近距离地表现时代和社会问题，提出思考。鲁迅的《阿Q正传》就堪称中国现代中篇小说的典范。然而，在资讯如此发达，网络事件、新闻热点令人应接不暇的年代，近距离地表现时代和社会问题，这一特长或许早已让渡于新闻报道和网络传播。

所谓“文学的危机”，其实是“虚构的危机”。媒体爆炸的年代，网络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广泛传播信息，迅速报道事件（如在2011年“7·23”甬温线特大铁路交通事故中，自媒体对事故前线的报道就抢占了先机）；此外，报纸、新闻周刊的“深度报道”（比如原发在《人物》周刊并在网络上广为传播的该周刊记者王天挺撰写的“调查报告”《北京零点后》，以大量的翔实数据，呈现了一种摄人心魄的、令人透不过起来的“真实”），以及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非虚构写作”（如比德·海斯勒《寻路中国》《江城》，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都在对小说这种文体构成极大挑战。

“真实本身是有力量的”。在“现实比小说还精彩”的时代，小说再靠什么去吸引读者呢？对此，有人说：“新闻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然而，文学又该如何开始，似乎并非不言自明。

就以上这两部小说所聚焦的现实而言，早已大量见诸报刊网络，从“拼爹时代”“屌丝”“卢瑟”（失败者）、“强拆”“卖肾”这些网络热词的流行便可知一二。余华的《第七天》中的事件我们也耳熟能详。然而，与新闻传播表层的、碎片化的叙事所不同，小说需要提供了对于时代症结的完整叙事与深刻思考。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尽管不乏现实元素，但总的说来，小说从现实生活中后退了。社会生活在小说家的笔下往往呈现为一些浮光掠影的乱象。对于浮躁的、乱糟糟的现实，一些作家似乎提不起兴趣，缺少深入理解现实并将之转换成美学形式的耐心。一个合格的小说作者，需要在日常新闻所提供的零碎事实中，形成了自己对所处时代的整体性的感知与洞察，进而以虚构的艺术形式，呈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的真实”。

在喧嚣的传媒话语场中，信息爆炸和观点纷争，既彰显着价值观的多元，也常常让人忧虑于价值观的混乱。伟大的小说家总是能让我们从其作品中发现那个强大的作家主体，他的“诚与真”，他充满勇气的现实批判，他毫不含糊的价值判断。相对于新闻报道所要求的“客观真实”，文学创作的“主观真实”既构成差异，有时候也构成优势。

在虚构的危机中，如何进行文学虚构？事实上，在马原的“叙事圈套”风靡中国文坛，及其后的先锋文学引发叙事革命，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可以说已经累积了相当丰厚的美学经验。关于文学的叙事自觉与“虚构自觉”也早已有深入讨论。如在1993年出版的《纪实与虚构》中，王安忆说：“我虚构我的历史，将此视作我的纵向关系……我还虚构我的社会，将此视作我的横向关系，这则是一种人生性质的关系”。而方方的《风景》至今仍堪称经典的原因，也是她在这部“新写实”的小说中，调动了多种叙事手段，包括对先锋技法的借鉴，以一种令人眼前一亮的新颖手法，展现“棚户居民”令人震颤的酷烈生存。试问，这些文学虚构财富如何能够轻易抛弃？若此，虚构还能凭借什么与非虚构展开竞争呢？

在如何实现美学转换上，小说结构性的因素也应予以重视。单一紧抓现实经验的小说未必能够充分有效地抵达当下生活背后的精神状况，结构也许可以借由更多的交错、省略、不对称等映照出更多的可能角度。在此，“70后”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提供了一个范例。作者在主要的叙事脉络的各章之间插入“我们这一代”的专栏文章，虽然拿掉小说中的“专栏”，叙事也是流畅的，但是它的意义就会被缩减了。《耶路撒冷》的问题或许是它的“专栏”与主人公命运之间的张力和互文性还不够强，作者所怀抱的写作野心因而尚未充分实现，但它仍然堪称一部厚重的作品。

注释：

[1]翟业军：《与方方谈〈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文学报》2014年3月27日。

[2]付艳霞：《也说方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0898250101qn5u.html。

[3]张定浩：《余华〈第七天〉：匆匆忙忙地代表着中国》，《新京报》2013年6月22日。

[4]《余华：为美国读者写中国》这篇报道似乎也可佐证余华的目标读者群，见《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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