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最好的教育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雪漠：最好的教育就是做最好的自己

有人问我如何教育孩子时，我总告诉他们要先做好自己。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一辈子的。

我的父母非常质朴，有时，父亲的质朴，甚至会让一些人觉得很愚蠢。因为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从没伤害过别人。只要家里来人，不管这人是谁，有什么身份，能不能给他带来好处，他都会拿出最好的东西招待对方，还经常杀鸡。他总觉得，不杀鸡就对不起朋友。而且，父亲从不搬弄是非，从不叽叽咕咕，从不在背后捣鼓人，很大气。在大事上，他从不糊涂，是个大智若愚的人。我的小说《猎原》中有一个情节，最能体现他的这个特质：几个外国人向他买鹰，给了很多钱，刚开始他很高兴，后来发现外国人打算用鹰运毒，就还了钱，拿回了鹰，还帮着警察把这帮外国人给抓了起来。但是，一个被抓的外国人需要帮助时，他也没记仇，还是帮了。最后，那外国人就给警方提供了重要线索。

我在许多方面都很像父亲。比如，我也总想把最好的东西送给朋友。我有个朋友喜欢石头，搞篆刻，当时我手头上有一块很珍贵的田黄石，觉得不给他就不够朋友，就送了。以前，我还有一套邮票，印量极少，又不曾全国发行，也特别珍贵，但有个朋友集邮，每次见他，我总是很内疚，直到有一天，把这套邮票送给他，心里才终于舒坦了。我有几百张“文革”邮票，都这样送了人。这种事还有很多。每逢好朋友来我家，我都要送上对我来说最好的，也是他最喜欢的东西。

另外，父亲还有一种非常优秀的品质——任何人向他求助，请他帮忙，他都会帮忙。比如，村里有人半夜得了重病，要到很远的地方求医，就会找到我的父亲，因为父亲是个马车夫。这时，他会立刻放下手头的事情，套上马车，“啪啪啪”甩着鞭子，用最快的速度把病人送到医院。他就这样救了好多人的命。

例如，我们村里有个人叫陈让年，他有个女儿叫爱爱。爱爱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得了肺炎，陈让年就找到我父亲，父亲马上赶车把孩子送到医院抢救。当时医生说，如果再迟一点送来，就肯定救不及了。后来爱爱考上兰州铁道学院，还做了建筑设计师。但是，父亲从来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有一天陈让年对我说：“如果不是你的爹爹，我的爱爱早就没命了。”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我父亲就是这样，他从不觉得做好事有多么了不起，也不觉得这是好事，他觉得本来就该这么做。

村里还有个马车夫，叫陈银山。他脑子灵活，很精明，小日子曾经过得非常滋润，“文革”时被村里定为“冒尖户”，进行打击、批斗。后来他得了癌症，也没人敢帮他，除了我父亲。我父亲送他到城里看病、治病，一直照顾他，最后给他送了终，还照顾他家的孩子。因为，陈银山也是马车夫，他的孩子很多，有五六个姑娘，一个男孩，年纪都很小。他的大女儿现在五十多岁了，以前每次回到乡下，都会看望我的父亲，老说父亲在最困难时照顾了他们。在父亲的一生中，这种事非常多。

父亲对牲口也很好。有一次，他去九条岭拉炭，到了一处陡坡，挂木——马车的刹车——失灵，重车推倒了把辕的枣红马，枣红马用膝盖当刹车，车才没被甩下山去。但马的膝盖已被磨光了。父亲就换了匹骡子驾辕，把伤马拉回家。全村人都很难过，我也很伤心，但没有任何办法。它的伤势过重，任何人都没办法治，它只好倒在社场里，没法吃草，也没法喝水。我老用脸盆端些水，淋进它的嘴里。马动动舌头，一咽一咽的，但水大多流到地上，地上总是泥泞一片。我也不管它喝不喝得上，每天都端水淋进它嘴里。此外，父亲还给它喂些蛋清。有一天，村里人说，这马没救了，杀了它吧。但父亲不同意。他用棒棒油抹那伤处，以防苍蝇下蛆，但伤的是骨头，抹点油根本起不了作用。几十天后，那马还是死了。当时，村里人都饿着肚子，都希望能分点马肉吃，但父亲不同意，我也不同意，我们老是哭。最后，村里人就没吃马肉，把它埋进河湾里，跟埋村里的老人一样。它就是我童年时放牧的枣红马，老在我作品中出现。后来，我一想到枣红马，就会流泪，遇到待我好的女子，也觉得她是枣红马投胎的。我想，一定是它怕我孤独，才投胎来陪我的。

母亲跟父亲不太一样，她的性格非常强悍，也很要强，从来不屈服于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她每天很早下地，要我做早饭。那时我还小，贪睡，有时她下地回来，见我还睡着，就卷起被头，在我屁股上狠狠打几下。她很小的时候，就一边教我们干农活，一边给我们讲故事。她经常告诉我：“娃子，要争气，不要叫人家望笑声（凉州话，意指被人嘲笑）。”我个性刚强，不屈不挠，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失去信心和勇气，这一点就遗传自母亲。

母亲身上也有跟父亲很相似的地方，就是她的善良。她是个佛教徒，愿意帮助别人。很多时候，她甚至会不考虑自家的情况，帮助一些比自己更弱小的人。

小时候，我家很穷，没什么东西，因此从不上锁。偶尔存上一点面，连一升都不够，有时还是向邻居借的。我还清楚记得，母亲总是把面放在墙角的一个小箱子里，如果外出，就会在面上盖个手印。回来时手印还在，她就很欣慰，因为这说明没人偷面；如果手印不见了，她就会难过上一段时间。然而，即使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她仍然会把面舀给一些讨饭的人，就连自家人都吃不饱时，她也不会对来避难的乞丐袖手旁观。有一次，有个乞丐在我家一住就是半年多。

古浪县酸刺沟很苦焦，有一段时间，很多人实在穷得过不下去，只好出来要饭。有个古浪人带着孩子，到我家要饭，还住下了，一住就是一年多。而且，这仅仅是开始。后来，他跟孩子们一旦过不下去，就会到我家来，无论我们再怎么吃不饱，也还是会帮他们的。我们不但自己给些粮食，让他带回去，母亲还会帮他到处张罗，到乡亲们家里要些粮食给他。

后来我听说那古浪人快要死了，就买了好多东西，和父亲一起去看他。那人吃不起止痛药，整天牛吼一样地叫。弟弟得病时，朋友帮我找了些鸦片，有核桃大的一块，很难得。我就问父亲：“给你留着，还是送给他？”父亲说：“送给他吧。”我说：“你不留一点？”父亲说：“不留了，都给他。”不久之后，父亲也患了癌症，动了大手术，整天叫疼。那种疼痛非常可怕，到了一定时候，寻常止痛药就不起作用了。但因为我把鸦片都给了人，再也找不到了，他也只能死扛着。当时我说：“要是那鸦片没给人的话，你就不用遭这个罪了。”父亲却说：“给了就给了吧，那是个可怜人。”

直到现在，那人的儿子、孙子遇到什么困难，例如上不起学等等，还是会来找我。我要么给些钱，要么给当地政府打电话，帮他们申请学费减免、补助等优惠政策。这些事，在我们家几十年如一日，已成了传统，算不上什么了。

一些人可能觉得我的父母非常愚蠢，但我不这么认为。尤其读了书，明白做人的道理后，就想多做些事。因为人生很短，稍不注意，就老了。人一老，想做啥，都没精力了。而且，有时我们仅仅是举手之劳，对一些人来说，却能帮他改变很多。不能小看小人物的作用。有时的小善，能改变别人的命运。

比如，我在小说中常提到一个叫做贾福山的盲艺人，他的原型是我的邻居，孤身一人，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困难。我们这儿冬天很冷，经常零下二三十度，他的破房子又总是走风漏气，要是没有炉火，他就会冻坏。我小时候，父亲经常给他送炭，长大后，我继承了父亲的传统，也常给他送炭。要不然，他可能过不了冬。有一天，他胃痛，没钱看病，想卖了那把陪了他几十年的三弦子。我知道后，就给他买药钱，让他困难时找我，千万别卖三弦子。每次回老家，我也总会给他些钱，让他买些营养品吃。要是我妈做了好吃的，也总会请他来吃。

大家想一想，要是没有这么一点一滴、表面看来很不起眼的行为，社会上许多像贾福山那样的人，又会怎么样？我身边有很多成长中的孩子，他们或许有才华，有潜力，但目前的他们，仅仅是弱小的孩子。假如遇不到贵人，没人给他们一点帮助、一点指引，他们就会轻易被功利的环境改变，最后变得庸碌无比。所以，很多人都会发现，我的身边总有一些孩子，各自承担着一些事情，在各自的领域里实现着自己的梦想。我所做的，就是给他们提供一些助缘。有些人问我，何不多花一些时间在大人物身上？毕竟大人物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我总是告诉他们，大人物需要我时，我同样会为他们提供助缘，可他们没有我或许也能过得很快乐。这些孩子不一样，他们肯定比大人物更需要我。虽然我身边有很多别人眼里的资源，但我从来没有动用过这些资源。在我眼里，只有需要和不需要，没有大小、高低。如果每个人都这样想，社会上就会少了很多绝望的、没有出路的人。

当然，如果没有父母从小的影响，光凭读书，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明白这些东西，后来又能不能真正地进入信仰。所以，我非常感恩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不识字，所以，我的第一本小说《大漠祭》出版时，吴金海编辑特意在封面上放了我的照片，这样，父母就知道那是我写的书。有一次，我嫌父亲愚昧，父亲就淡淡地说：“娃子，我当然愚，谁叫我没个好老子供我念书呢？”我一听，很是惭愧。确实，我之所以走出了愚昧，不过是因为，我有一对勒紧裤腰供我读书的好父母。

你们也是这样。当你们埋怨自己的孩子时，一定要明白，自己有好多事可能没做够，没给他们树立很好的榜样；当你们埋怨自己的父母时，也一定要明白，你们有明白的、更好的今天，仅仅是因为父母养大了你们，供你们读书，给了你们学习的机会。我们永远都要懂得惜福、感恩，并且不断升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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