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译：海涅论《堂•吉诃德》（二）

 

钱钟书译：海涅论《堂•吉诃德》（二）

这位男爵大人居然在《堂•吉诃德》出世二百年以后还写他的武侠小说，我不但叹佩他的才情，而且叹佩他的胆量。他的作品问世风行，恰逢德国一个特殊时期。偏爱武士游侠和古代封建社会的形形色色，这在文学上有什么意义呢？我以为是这样：德国人民要跟中世纪永诀，可是我们多情善感，在诀别的时候，接了一个吻。我们嘴唇印在那块古董墓碑上，那是最后一次。不用说，那一次我们好多人的举动都很傻里傻气。这一派里的小伙子鲁德维希•悌克掘开死鬼祖宗的坟墓，把棺材当摇篮似的摇着，嘴里疯疯癫癫，呢呢牙牙的唱道：“睡觉罢！爷爷小宝贝，睡觉罢！”[22]

[22] 《论浪漫派》第二卷第二节论悌克（Tieck）就是发挥这个意思。

我称瓦尔德•司各脱为英国第二位大诗人，称他的小说为杰作。不过我只极口推崇他的天才，绝不会把他那些作品跟西万提斯的这部伟大小说比拟。要讲史诗的天才，西万提斯远在司各脱之上。上文说过，他是个信奉旧教的作者，也许因此他的心境就有一种广漠的、史诗风味的恬静，不生一点儿疑惑，仿佛是晶莹澄澈的一片天空，覆盖在他构撰出来的那些五光十色的东西上面，一丝儿没有缺口。并且沉静也是西班牙民族的本色。司各脱就不然了。他那个教会把神圣的事物都要当剧烈争论的材料，加上他自己是位律师，又有苏格兰人的脾气，行动和争论都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小说里的戏剧成分太强，就跟他的生活和性格一样。我们所谓小说的这一类创作决不能学他。西班牙人的功勋是产生最好的小说，正如产生最好的戏剧应当归功于英国人。

那末，还剩下来什么锦标给德国人呢？有的，我们是世界上第一号抒情诗人。德国人这样美丽的抒情诗，谁都没有。现在各国人都政务匆忙，到那些事办完以后，我们愿意德国人、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大家都上绿叶成阴的树林子里去唱歌，请夜莺儿评判。在这番歌唱比赛里，我深信歌德的抒情诗会得头奖。

西万提斯、莎士比亚、歌德成了个三头统治，在纪事、戏剧、抒情这三类创作里各各登峰造极。把我们那位伟大的同国人推尊为尽善尽美的抒情诗人，这件事该让本文作者来干。歌德屹立在抒情诗两股末流的中间：一派以我的名字命名，那真是桩憾事；另一派从许瓦伯地方得名[23]。两派都立下功劳，间接出了力使德国诗歌大盛。第一派对德国抒情诗里理想主义的偏向来了个对症下药，把心思才力引向坚朴的现实，还把感情空浮的裴德拉楷主义铲除[24]。我们一向认为裴德拉楷主义就是抒情诗里的堂•吉诃德习气。许瓦伯派也间接挽救了德国诗。也许全亏了许瓦伯派，雄健的诗歌才可能在德国北部出现，因为那种萎靡枯淡的志诚虔信像一股湿气似的，给这个诗派吸收个干净了。许都脱卡脱城就好比德国文艺女神的排泄口子[25]。

[23] 许瓦伯诗派（die Schwäbische Schule）以乌朗德（Ludwig Uhland）为首，用民歌的风格歌咏民间的习俗和宗教。海涅在《论浪漫派》第三卷第五节里对乌朗德很嘲笑。

[24]十四世纪意大利诗人裴德拉楷（Francesco Petrarca）歌咏理想的恋爱对象，在西欧文学上有极大的影响。

[25]许都脱卡脱（Stuttgart）是一个出版中心。

我说这伟大的三头统治在戏剧、小说和抒情诗里有最高的成就，并非对其他大诗人的作品有什么挑剔，要问：“哪一位诗人更来得伟大？”那真是最笨不过了。火焰就是火焰，不能掂斤播两来考较它们的轻重。只有跟杂货铺子里俗物一般识见，才想把一架称干酪的破天平去权衡天才。别说古代作者，就是许多近代作者也有诗火熊熊的作品，可以跟那三个人的杰作比美。不过莎士比亚、西万提斯和歌德这三个名字总是并举齐称的，隐隐然有什么绳子把它们串在一起。他们的创作里流露出一种类似的精神：运行着永久不灭的仁慈，就像上帝的呼吸；发扬了不自矜炫的谦德，仿佛是大自然。歌德使人想起莎士比亚，也常使人想起西万提斯。甚至是他文笔的特色也和西万提斯的相似，都是随便不拘束的散文，点缀着极可爱的、快意的讽刺。他们的毛病也相像，笔下都很絮烦，都偶或有那种长句子，冗长得像皇帝出行，前拥后簇着一大队。一句浩浩荡荡的句子里，往往只有一点儿意思，仿佛一辆金彩辉煌的宫廷大车，架上六匹盛装丽饰的马，一路行来，好不隆重。不过这点儿意思，就算比不上皇帝，也总相当于一位贵人。

关于西万提斯的才情以及他这部书的影响，我不能多谈。关于这部小说在艺术上的价值，此地更不能多谈，因为仔细讲起来就牵涉到美学的范围很广。我只要叫大家注意这本书的体裁和书里两个中心人物。体裁是游记，也是这类创作天造地设的体裁。我想起古代第一部小说、亚普莱厄斯的《金驴记》来了[26]。

[26]《堂•吉诃德》第一卷第三十五章里跟皮酒袋厮杀的故事就是根据《金驴记》第二卷第三十二节至第三卷第九节。参看汤麦斯•曼（Thomas Mann）《航海时读（堂•吉诃德）日记》（Meerfahrt mit Don Quixote）里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四日论西万提斯受《金驴记》以及其他古希腊传记影响的那一节。

后世创作家觉得这种体裁太没有变化，就用我们今天所谓小说的布局来补救那个缺陷。不过大多数小说家都不会自出心裁，只好布局辗转借用，至少也是把旁人的布局借来，稍为改头换面。因此翻来覆去老是这一类角色、情景和关键，到后来读者就不大爱看小说了。这种陈腐的小说布局沉闷得很，大家得另打主意，有一时又遁逃到上古原始的那种游记体里去。不过要是有位自出心裁的作家创了个新鲜的小说布局，游记体就会完全废除的。在文学里，也像在政治里，一切转移全按照运动力和反运动力的规律。

名叫堂•吉诃德和桑哥•潘查那两位人物呢？他们俩从头到底彼此学嘴学样，衬得可笑，可是彼此也相济相成，妙不可言。所以两口儿合起来才算得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这也见得这位创作家在艺术上的识力以及他那深厚的才力。旁的文人写小说，只有一个主角云游四海；作者势必假借独自呀，书信呀，日记呀，好让人知道这位主角的心思观感。西万提斯可以随处来一段毫不牵强的对话；那两位人物一开口就是彼此学舌头取笑，作者的用意因此更彰著了。西万提斯的小说所以妙夺天然，都承这两位的情，从此大家纷纷模仿，整整一套小说从这两个角色里生发出来，就像从一颗种子里长出那种印度大树，枝叶纷披，花香果灿，枝头上还有猴子跟珍禽异鸟。

不过把一切都算是婢学夫人似的模仿，也不免冤枉。我们在生活里常碰见一对人物：一个像堂•吉诃德，有诗意，爱冒险；一个像桑哥•潘查，一半出于忠心，一半也为了私利，跟住那一个人，同甘共苦。把这一对写到书里去，那真是顺手拈来。他们俩在艺术里种种乔装改扮，也像在人生里一样；要认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就得注意本质和心灵上的标记，不能拘泥着表面以及外附的事物。这种例子举不胜举。在堂•约翰和莱柏瑞罗两个身上[27]，也许像在拜伦爵士和他的亲随弗莱邱身上[28]，我们不就找到了堂•吉诃德和桑哥•潘查么？在瓦尔德才的骑士和他的卡斯拜•喇哩哗哩身上[29]，正如在许多文人和他们的出版家身上，我们不都看出来这两种人物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么？出版家瞧明白作家的一团傻气，但是其中有实在利益可图，也就死心塌地跟着到理想境界里去乱闯乱跑。书店大老板桑哥干他那行营生，往往吃耳光当饱，却仍旧肥肥胖胖，只是那个好汉骑士一天天瘦下去了。

[27] 西班牙的悌尔所•德•穆利那（Tirso de Molina）第一个把贪花浪子唐•约翰（Don Juan）的事编成剧本，戏里的亲随名叫卡泰利农（Catalinon），是个不重要的角色。意大利的奇各尼尼（G.A.Cicognini）写的《石像来宾》（Il Convitato di Pietra）那本戏里把亲随这个角色发展到相当于桑哥的地位，亲随名叫巴塞利诺（Passarino）。从此在莫里哀等的剧本里，堂•约翰的亲随也是个要角，只是名字又换了。莱柏瑞罗（Le-porello）是莫查特（Mozart）歌剧里给他的名字。

[28]据拜伦给他母亲的信，威廉•弗莱邱（William Fletcher）懒惰懦怯，贪吃爱喝，确和桑哥相似。见泼洛塞罗（R.E.Prothero）编《拜伦书信与日记》第一三一函、一三二函、一四一函、一五一函。

[29]瓦尔德才骑士（Ritter von Waldsee）和卡斯巴•喇哩哗哩（Kaspar Larifari）是恒斯累（K.J.Hensler）所作《多瑙河边小娘子》（Das Donauweibchen）里的角色。

堂•吉诃德和他的侍从这两种人不但男人里有，我在女人里也常碰见。我尤其记得一位美丽的英国女郎和她的朋友，她们俩是结伴从伦敦一家寄宿女学堂里逃出来的。这位女郎痴情洋溢，皮肤白净，要走遍世界去找一颗男人的心，像她在溶溶月夜里梦想的那样高贵。她那朋友又矮又黑，想趁机捞个丈夫到手，尽管他不是一位出众的意中人，至少也得模样儿漂亮。我仿佛还看见那女郎的纤削腰身站在白雷敦海滩上，含情的蓝眼睛脉脉望着汪洋大海的法兰西彼岸。这时候，那位朋友正砸着榛子，把仁儿吃得满口香甜，把壳儿掷在水里。

至于这两种人彼此间的情形，别说在其他艺术家的杰作里，就是在人生里也没有西万提斯笔下写来那样风光细腻。这一位的性情体态，一枝一节全跟那一位的相反相连，恰成对照。每一个特色都等于学样学嘴似的取笑。是的，甚至罗齐南脱和桑哥的灰色驴子，正跟那位骑士和他的侍从一样，也是相形之下，言外大有讽刺；这两头牲口象征的意义，多少跟那两个人物相同。主仆两人讲的话，就像他们的心思，也是个极明显的对比。翻译家有个非解答不可的难题，我这里得提一下，那便是怎样把好桑哥那种家常粗俗、疙瘩噜苏的话翻成德文。好桑哥老爱支离破碎的引用谚语，常常胡引乱用。这就教人想起所罗门王的那些俳优，想起马尔可夫来了[30]，因为马尔可夫要把可怜的理想主义跟常人从经验得来的智慧对照，也就用些简短的格言成语。堂•吉诃德讲起话来可就不同，他讲的是文雅的、上流人的话，而且句法完整，有一种庄重的风度，见得是位高贵绅士。有时候，句子铺排得太长，这位骑士的话就譬如一位高扬着脸儿的命妇，穿了一身袖子裙子都鼓出来的绸缎衣裳，拖着繂[糹察]长裾。可是美丽、文雅和欢乐这三位女神摇身变了小跟班，嘻嘻哈哈，捧起那长裾一角，那些长句子的收梢也一变而为韵致盎然了。

[30]马尔可夫（Markolf）是所罗门王宫里最有名的俳优。欧洲中世纪流传着许多故事，都讲“智不可及”的所罗门难不倒“愚不可及”的马尔可夫，有首十四世纪的德文诗就叫《所罗门与马尔可夫》。

堂•吉诃德和桑哥•潘查的词令可用几句话来概括：前面一位讲起话来，就像他本人那样，老是骑了一匹高大的马；后面一位讲起话来，也像他自己那样，只跨着一头低贱的驴子。

此外有一件事要谈。在我作序的这部《堂•吉诃德》新译本里，出版家妆点了些插画。德国印行插图的文学书籍，这还是第一部。在英国，插图是照例应有的东西，非常吃香，在法国尤其如此。我们德国人万事认真，都想寻根究柢，就要问了：“这类插图对真正艺术有什么裨益呢？”我以为没有什么。当然，画家那种敏快轻灵、善于创物造形的妙手，将诗人笔下的人物把握住了，依样模写出来，这一点在插画里是看得见的；或者看书看得乏了，有插图来打个岔子，也是别饶趣味的。不过插画也是一种征象，见得图画这门独立的艺术倒了架子，下降而为繁华粉饰的工具了。因为在插图里，画家不但能够或者容易把事物轻描淡写，而且他只应该这样，轮不到他来无微不至的刻划。至于古书里的木刻画，那别有用意，不能跟插图一概而论。这个本子的插画根据东尼•约翰诺的图样，都是他从英法两国旧版画里套制的。东尼•约翰诺名不虚传[31]，所以这些画的意匠和手法又雅致又特色，尽管轻描淡写，我们也瞧得出这位画家深得那位创作家的用心。每一章第一个字母的花样和章末的点缀都很有巧思奇想；妆饰的花纹大多采用摩尔民族的图案，当然画家在这里面寓寄着深微的诗意。对摩尔人清平时代的那种思古幽情，的确在《堂•吉诃德》全书里如隐如现，仿佛远远衬托的一片美丽背景。东尼•约翰诺列在巴黎最出色、最重要的画家里，不过他是生在德国的。

[31]海涅在《一八三一年巴黎画展补记》里对东尼•约翰诺（Tony Johannot）有较详细的批评。约翰诺画的海涅像颇有名。

《堂•吉诃德》是很有画意的书，可是说也奇怪，竟还没个画家向这样一部书里找些题目，来一套独立的图画。是不是这部书的才思太空灵奇幻了，所以画家捉摸不到那些五颜六色、轻盈飘忽的东西呢？我想不是。不管《堂•吉诃德》多少空灵奇幻，它总在坚牢的、地生土长的现实上面奠基立础，要不然，就不会是部人民的书。也许还有深奥的意义，躲在作者搬演给我们看的那些人物背后，不是画家描摹得出的，因此他捉不住这种深意来照样写真，只会画个外貌，尽管很引人注目，总只是个外貌。这话对不对呢？看来正是这个道理。试为《堂•吉诃德》作图的画家很多。我看见的英国人、西班牙人以及从前法国人这类手笔，实在讨厌。至于德国画家呢，我该提起我们那位伟大的大尼埃尔•休度维基。他画了一套《堂•吉诃德》的图片，由贝尔格镂上铜版，附在贝尔都黑的译本一起[32]。里面有很好的东西。那时候的画家有种误会，以为西班牙人的衣服就像戏台上的照例装束，休度维基也不免上了大当。不过我们处处瞧得出他懂透了《堂•吉诃德》。这就教我喜欢这位艺术家；为他份上，为西万提斯份上，我对这件事都很惬意。我的两位朋友要好，我总很高兴，恰像我的两个怨家打架，我也总很快心。休度维基那时候，文学正在草创，要的是激昂奋发的热情，讽刺是不当景的；这种时代跟《堂•吉诃德》气味很不相投。何况比起别的画家来，休度维基更是他那时代的儿子，在那个时代里生的根，只属于那个时代，承它培养，得它了解，蒙它器重。然而西万提斯笔下的人物在那时候竟会有人知赏，这就证明他好；休度维基在那时候竟会是堂•吉诃德和桑哥•潘查这类人物的知音，这也见得他很不错了。

[32]附有大尼埃尔•休度维基（DanielChodowiecki）图画的贝尔都黑（F.J.Bertuch）译本在一七七五年出版。

在最近的《堂•吉诃德》图像里，我喜欢讲一讲德冈的几幅简笔画，他是法国现存画家里最有创造力的人[33]。可是只有德国人才会把《堂•吉诃德》懂个彻头彻尾。有一天，我在蒙马脱尔马路上一家画铺子的橱窗里，看见一幅画，是那位曼却郡的上等人在书房里的景象，仿着大师亚道尔夫•许罗陀的笔意；我看到那幅画，就满腔高兴，起了方才说的那个感想。

[33] 海涅在《一八三一年巴黎画展》里，对德冈（A.G.Deeamps）非常赞许。

译者后记：海涅对《堂•吉诃德》的评论主要见于三处。第一是《游记》（Reisebilder）第四部第三分第十五至十七章；他在一八三○年写的，称赞堂•吉诃德的性格，并且自比于这个典型人物。第二是《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法文本的第二卷第二节，一八三三年写的；他把《堂•吉诃德》、《哈姆雷特》和《浮士德》三部杰作相提并论，仿佛替屠格涅夫的名著《论堂•吉诃德与哈姆雷特》开了先路（参见Émile Montégut,Types littéraires et fantaisies ésthetique（1882）:Don Quixote,Hamlet,Werther,Wilhelm Meister:4Types of Aesthetic Ideals.）。第三就是这里翻译的《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Einleitung zur Prachtausgabe des“Don Quichotte”），海涅在一八三七年为一个德文新译本写的，把《游记》的第十六章删改了几个字，作为本文开头一段。虽然他在两封信里都说到作《引言》的时候，自己正害流行性感冒，写得很不得意，可是这篇文章代表他对《堂•吉诃德》的最成熟的见解和最周到的分析，不失为十九世纪西欧经典文评里关于这部小说的一篇重要文献。今年恰逢《堂•吉诃德》出版的三百五十周年，这个《引言》也许有点参考的价值，因此根据古斯大夫•楷贝勒斯（Gustav Karpeles）所编《海涅全集》译出来，加了些注解；《引言》见全集第八册第二一二至二三四页，那两封信见第九册第七○页又第七九页。

（原载《文学研究集刊》，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一月版）

陈众议编选《塞万提斯研究文集》，译林出版社，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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