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巴别尔比我还凝练

海明威：巴别尔比我还凝练

巴别尔，作为一个战地记者他在军队里想必是很不受待见的，除了那些用生命在打战的士兵天然瞧不上只会动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外，这位记者对人性更加复杂的理解也容易跟士兵发生冲突。这两点分别从《我的第一只鹅》和《骑兵连长特隆诺夫》里体现出来。在这两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他”如何在一种矛盾的心境中赢取士兵的尊重和维护自己的认知。但如果巴别尔是一位对戏剧冲突充满兴趣的作家的话，那他的小说不会像现在这样唤起人某种庄重的情感。他小说的价值并不在于描述战争的残酷和被激化了的人性，而在于他的语言具有高度的整体秩序感而使这种残酷和人性给人以庄重的感受，这点使他作为作家而令人肃然起敬。

巴别尔的语言十分奇妙，是那种并不显眼的寻常叙述，但当他写出“阳光直射安德柳什卡的马，照耀着它怎样快乐地奔跑，截短了的尾巴怎样无忧无虑地晃动。”这个句子时，“截短了的尾巴”这个细节，使“快乐”和“无忧无虑”这两个可能毫无生动感可言的形容词大放光彩，通过这条“截短了的”马尾，巴别尔无需再描写当时光线和马奔跑的具体姿态，也能暗示出这个场景的鲜活。这点很能说明海明威不吝赞赏巴别尔写得比自己凝练确有道理。（陈树泳）

巴别尔丨骑兵连长特隆诺夫

中午，我们把我们骑兵连连长特隆诺夫弹痕累累的遗体移至索卡利市。他今晨在与敌机战斗中饮弹身亡。所有弹着点都在脸部，两颊布满弹孔，舌头被打成两截。我们尽力把死者的脸擦洗干净，免得他样子过于吓人，我们将他的一副高加索马鞍置于棺材头部。我们替特隆诺夫拣了一个庄严的所在——市中心公园紧靠栅栏的地方——筑了个坟墓。我们全连骑着马前去送葬，团部和师政委也去了。大教堂钟敲两点我们连那门老掉牙的火炮放第一炮。它尽一门三英寸口径的旧炮之所能，按全套礼数向阵亡的连长鸣礼炮致哀。在隆隆的炮声中，我们将灵柩放进圹穴。灵柩还未封盖，中午洁净的阳光照耀着他颀长的尸身、牙齿打断了的嘴，以及脚跟并拢、像是要去参加演练而擦得锃亮的靴子。

“战士们！”团长普加乔夫站在墓穴边上，双眼望着死者，说，“战士们！”团长取立正姿势，双手贴着裤缝，浑身打战地说，“我们现在安葬帕萨·特隆诺夫，他是全世界的英雄，我们向帕萨致以最后的敬礼……”

说罢，普加乔夫抬起由于熬夜而发红的眼睛，仰望长空，大声痛悼第一骑兵军的阵亡将士，赞美这支用历史的铁锤在未来世纪的铁砧上锤打的光荣的方队。普加乔夫声若洪钟地读着他的悼辞，紧握着车臣式弧形军刀的刀柄，钉有银马刺的破皮靴蹭着地。他读完悼辞后，军乐队高奏《国际歌》，哥萨克开始跟帕萨·特隆诺夫告别。全连翻身上马，朝天鸣放排枪，我们那门三英寸口径的火炮第二次发出轰响，我们派出三名哥萨克去弄花圈。他们策马飞驰，袭步射击，侧身鞍外，表演马术，于是捧回了一大束红艳艳的鲜花。普加乔夫把花撒在墓的四周，我们一个个走到特隆诺夫跟前，同他最后吻别。我用嘴唇碰了一下特隆诺夫围在马鞍中的前额后，便去观光笼罩在瓦蓝色尘埃和加利西亚忧伤情调之中的哥特式风格的索卡尔市的市容。

公园左边是个大广场，广场四周有好几座古老的犹太教会堂。穿着破破烂烂的长襟大褂的犹太人在这个广场上吵骂，扭打。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是正统派，这些人崇拜伯利兹地区的拉比阿达西亚的学说，为此，持温和立场的哈西德派，古夏京地区的拉比犹大的门徒，便驳斥正统派。犹太人围绕喀巴拉（希伯来文音译，意为“传授之教义”，犹太教神秘主义体系，强调精神能制胜欲念，注重巫术，受到犹太教正统派的严厉打击）争得面红耳赤，在争论中一再提到比利亚地区的加昂（希伯来文音译，意为“庄严、卓越”，六世纪至十一世纪时是对犹太教神学院院长的尊称，后泛指有重大影响的犹太教神学家），哈西德派的镇压者伊里亚的名字……

哈西德派忘记了战争和炮火，只顾辱骂比利亚的大祭司伊利亚，我因特隆诺夫的牺牲，心头沉痛，为了排遣这种痛楚，便跟着他们推推搡搡，大喊大叫，直到那个面如死灰、瘦长得活像堂·吉诃德的加利西亚人向我这边走来时，我才脱身离去。

这个加利西亚人手牵一头毛蓬蓬的小母牛，身穿长及脚跟的白麻布长袍。他这身穿着像是去参加葬礼，或者是去出席圣餐礼。在这个长得出奇的躯干上安着一颗摇摇晃晃、饱经风霜、小得出奇的脑袋，跟蛇脑袋一般无二，小脑袋上扣着一顶宽檐麦秸草帽，草帽一个劲儿地晃动。小母牛由绳子牵着，可怜巴巴地跟在加利奇人的身后，他神气活现地牵着牛，将他那副高得像绞刑架一般的骨头架子把灼热的阳光分割开来。

他迈着一本正经的步子走过广场，拐入一条烟雾熏人的斜巷。犹太女人在斜巷一间间叫烟熏黑的陋屋的穷苦的厨房里忙碌。这些犹太女人一个个都像上了年纪的黑种女人，她们的乳房大得跟她们的身材不相称。加利西亚人走过她们身旁，在斜巷尽头一幢破屋的山墙前站停下来。

那边，在山墙旁边，在歪歪倒倒的白柱子旁边，一个吉卜赛铁匠坐在那里给马钉掌。吉卜赛人用锤子敲着马蹄铁，不时甩动油腻的头发，笑眯眯地吹着口哨。他周围有好几个哥萨克牵着马在那儿等。我那个加利西亚人走到铁匠跟前，不声不响地递给他约摸十二个土豆，对谁都不看一眼，转身走了。我本打算跟他走，却叫一个正在等着钉马掌的哥萨克给拦住了。这个哥萨克叫谢里维尔斯托夫。他当年由马赫诺那儿反水过来，在第三十三骑兵团当兵。

“柳托夫，”他说，跟我握手问好，“你什么人都要招惹，柳托夫，你魔鬼附体了，你干吗今天早晨要害死特隆诺夫？”

谢里维尔斯托夫听信了别人的胡言乱语，竟然出口伤人，大喊大叫地冲着我说，是我今天早晨害死了我们的骑兵连长特隆诺夫。谢里维尔斯托夫为此百般斥责我，当着这么多哥萨克的面斥责我，然而他的话没有一句是事实。不错，今天早晨我的确跟特隆诺夫争吵过，因为特隆诺夫总是没完没了地虐待俘虏。我跟他大吵了一场，可是他，帕萨，死了，世上再也没有人来审判他了，我是所有人中间最后一个审判他的人。这就是我们所以会大吵一场的由来。

今天的俘虏是天亮时我们在扎沃达火车站抓获的，共十人。在我们抓获这十个波兰人时，他们都只穿着内衣。一堆军服撂在他们脚下，这是他们的诡计，以便我们无从由军服上区分出军官和士兵。是他们自己脱下军服的，可这一回特隆诺夫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军官出列！”他走到俘虏跟前，拔出手枪喝令道。这天早晨，特隆诺夫头部已经挂花，头上缠着破布，鲜血从他头上就像雨水从麦垛上那样滴落下来。

“军官，招认吧！”他重复说，用手枪柄推撞着波兰人。这时从这伙人中走出一个瘦骨嶙峋的老人，光裸的肩胛骨显得很大，颧骨蜡黄，唇髭往下耷拉。

“……结束战争吧，”老头以不可理解的亢奋说道，“军官们逃跑了，结束战争吧……”这个波兰人说罢，把一双发青的手向骑兵连长伸去。

“五个手指头，”他挥动着干瘪的大手，抽泣着说，“我就靠这五个手指头养活一大家子人呀……”

老头哭得喘不过气来，身子晃动不已，热泪像线一样挂下来，跪倒在特隆诺夫面前，可特隆诺夫却用马刀把他推开。

“你们的军官全是孬种，败类，”骑兵连长说，“你们的军官把军官服撂在这儿……谁穿上合身，谁就完蛋，我这就来试试……”

说罢，骑兵连长打这堆破烂的军服里，挑起一顶有缘饰的军官制帽，扣到老头儿的脑瓜上。

“正合适，”特隆诺夫嘟哝了一句，一边逼向前去，一边低声说，“正合适……”随即举起马刀一刀捅进俘虏的喉咙。老头仰天倒下，两只脚乱踹着，红似珊瑚的鲜血冒着气泡从他喉咙里像河水般涌出。这时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潜至老头眼前，只见他的一只耳环和乡下人滚圆的脖子亮闪闪地发着光。安德柳什卡解开那个波兰人的扣子，轻轻地晃了晃他身子，便动手扒下死者的裤子，扔到自己的马鞍上，随后又从衣服堆里拿起两件军服，挥舞马鞭，离我们而去。就在这一瞬间，太阳破云而出。阳光直射安德柳什卡的马，照耀着它怎样快乐地奔跑，截短了的尾巴怎样无忧无虑地晃动。安德柳什卡沿着小路向树林奔去。我们的辎重车都停在树林里，车夫们像发了疯一样，朝沃谢米列托夫又是打唿哨，又是打手语，把他当做聋哑人似的。

这名哥萨克已经跑出一半路了，特隆诺夫突然单膝跪下，冲着他的背影嗄哑地喊道：

“安德柳什卡，”骑兵连长两眼望着地，“安德柳什卡，”他又喊了一声，目光没有离开地面，“我们苏维埃共和国还活着，瓜分它的遗产还早了点儿，把这些破烂货放下，安德柳什卡。”

可是沃谢米列托夫非但连头都不回，反而用哥萨克惊人的马术让马踩着小步跑起来，马活泼地甩着尾巴，像是在向我们挥别。

“叛变！”这时特隆诺夫惊诧地嘟哝说。“叛变！”他急忙把卡宾枪举至肩部，但慌忙中打偏了。这一回安德柳什卡勒住马，掉转马头，朝向我们，像娘儿们似的在鞍子上挪动了一下身子，满脸急怒，涨得红通通的，双腿打着战。

“听着，老乡，”他一边驱马朝骑兵连长跑去，一边气势汹汹地说，可他一听到自己低沉有力的嗓音，立时平静下来，“我恨不得一枪把你毙了，也叫你回姥姥家去……你才逮住了十个波兰人，就闹得天昏地暗，我们成百成百地逮，也从没叫你来帮过忙……如果你是个工人，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吧……”

安德柳什卡说罢，把裤子和两件军服扔下马鞍，鼻孔哼哧了一声，拨转马头，离开骑兵连长，过来帮我给剩下来的俘虏造册。他在我身边转来转去，鼻子的哼哧声非常之响。俘虏们哇哇叫着，从安德柳什卡身边逃开，他追上他们，将他们一把统统拦腰抱住，就像猎人为了看清黎明时分飞到小河边的鸟群，把河边的芦苇扒拉开一大把，抱在怀里那样。

这些个俘虏，忙得我焦头烂额，我什么骂人的话都骂了，才好不容易盘问出八名俘虏的番号、武器种类，一一登记在册，然后开始盘问第九名。第九名俘虏是个青年，长得挺像一流杂技团里的德国体操演员，这个青年胸脯洁白，是德国人的胸脯，蓄颊须，穿针织绒毛背心和轻骑兵的长衬裤。他把高高挺起的胸脯上的两个乳头对着我，撩开汗湿的浅色头发，说出了他部队的番号。这时安德柳什卡一把抓住他的长衬裤，恶狠狠地问道：

“衬裤是哪儿来的？”

“母亲缝的。”俘虏回答说，身子晃了一下。

“你母亲准是被服厂的，”安德柳什卡说，上下打量着他，用粗大的指头碰了碰他修剪得漂漂亮亮的指甲，“你母亲准是被服厂的，我们这号人是缝不出这样的衬裤的……”

他又摸了摸轻骑兵的长衬裤，随后抓住这第九名俘虏的手，准备把他拉到已经登记好了的其他俘虏那里去。就在这一瞬间，我看到特隆诺夫从土墩后面爬了过来。鲜血从骑兵连长头上像雨水从麦垛上那样滴落下来，缠在头上的脏布条散开了，耷拉了下来。他肚子贴地爬着，手里握着卡宾枪。这是支日本造的卡宾枪，涂有一层漆，射效很强。帕萨从二十步外的地方一枪把那青年的脑壳打得粉碎，波兰人的脑浆溅到我手上。这时特隆诺夫从枪膛里退出弹壳，走到我跟前。

“抹掉一人。”他指着名单说。

“我不抹，”我回答说，“领导一再下达的命令看来不摆在你眼里，帕萨……”

“抹掉一人！”特隆诺夫又说了一遍，将一根污黑的手指戳了戳登记表。

“我不抹！”我用尽全身力气大声吼道，“本来十个人，成了八个，上边是不会放过你的，帕萨……”

“我们这么拼死拼活，上边会放过的。”特隆诺夫回答说，浑身的衣服已撕成碎片，声音嘶哑得厉害，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可后来他停住脚步，抬起沾满血污的脑袋望着天空，痛心地责备说：“你吼吧，吼吧，”他说，“招得那边也吼起来了……”

骑兵连长指给我们看空中的四个黑点，四架轰炸机在光灿灿的天鹅似的云朵后边飞过来。那是法温特－莱－罗少校飞行大队的巨型装甲轰炸机。

“上马！”各排排长见到敌机便快马将连队带往树林，可是特隆诺夫没有随自己的连队进树林。他留在车站的一幢房子旁，紧贴着墙壁，不作一声。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和两个穿深红色马裤、光着脚丫的机枪手惊恐地站在他身旁。

“弟兄们，朝螺旋桨打，”特隆诺夫对他们说道，脸上血流如注，“我这就给普加乔夫打报告……”

特隆诺夫在一片斜撕下来的纸上用庄稼汉粗大的字体写道：

我今天将拼死一战，我有义务用两挺机枪尽力打下敌机，为此将连队指挥权交予谢苗·戈洛夫排长……

他把报告封好，坐到地上，使劲脱下自己脚上的靴子。

“拿去穿吧，”他说道，把靴子和报告交给机枪手，“穿吧，靴子是新的……”

“祝你走运，连长，”两名机枪手喃喃地说，倒着脚，磨蹭着没走。

“也祝你们走运，”特隆诺夫说，“弟兄们，说什么也得打下来。”说罢，便朝小山包上车站小卖部旁边的机枪阵地走去。那个捡破烂的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已在那儿等他。

“说什么也得打下来，”特隆诺夫对他说，用机枪瞄准飞机，“安德柳什卡，你怎么，跟我一起干？……”

“耶稣基督，”安德柳什卡惊恐地哽咽着说，脸色煞白，苦笑了一下，“耶稣基督，圣母！……”

随即用第二挺机枪瞄准飞机。

飞机在车站上空笔直地腾空而起，在高空隆隆轰响，随即俯冲直下，划出一道道弧线，粉红色的日光倾泻在机翼的光泽上。

此时我们第四骑兵连隐蔽在树林里。我们在树林里等候帕萨·特隆诺夫和美军少校雷津纳德·法温特－莱－罗之间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少校和他的三名轰炸机手在这次战斗中大显身手。他们俯冲到离地三百公尺处，用机枪先结果掉安德柳什卡，然后又收拾了特隆诺夫。而我们射出的一梭梭子弹却没有伤及美国人，他们飞走了，没有发现躲在树林里的骑兵连。所以我们得以在半个小时的战斗结束后走出树林收尸。安德柳什卡·沃谢米列托夫的遗体由我们连里他的两个亲戚抬去掩埋，而特隆诺夫，我们骑兵连战死沙场的连长，则由我们将其遗体移至哥特式风格的索卡利市，葬于庄严之地——市中心的公园花圃内。

伊萨克·巴别尔，俄国作家，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骑兵军》。国际文坛将他誉为“苏俄时代的莫伯桑”。出色的功写技巧、别具一格的创作构思，使他的作品备受海明威、博尔赫斯、罗曼·罗兰、厄普代克、奥捷克、高尔基、帕乌斯托夫斯基等作家推崇。海明威认为巴别尔比自己更凝练；博尔赫斯认为他如诗那样美；辛西娅·奥捷克认为他是和卡夫卡并列的优秀作家。

本文摘自巴别尔的小说集《骑兵军》（人民文学出版社，戴骢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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