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我让全世界哭泣，是因为我美丽的故土

帕斯捷尔纳克：我让全世界哭泣，是因为我美丽的故土

[美]弗拉迪斯拉夫•祖博克

1955年12月，俄国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位于别列捷尔金诺别墅的书房里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他欣喜若狂地给朋友写了一封信：“你无法想象我做到了什么！我给那些所有导致痛苦、迷惘、惊愕和争辩的事物命了名，而且是用最简单、直白且悲伤的词语。同时我还重新定义了那些最重要的事：天空与大地，激情与创新，生命与死亡。”悲剧的是，这些主题恰好对应了帕斯捷尔纳克自己，以及上千名生活在苏联革命时期的俄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人生历程。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于189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母亲罗莎莉亚·考夫曼是一位钢琴家，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位杰出艺术家。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处于莫斯科的创新氛围中，而在年轻的鲍里斯成长过程里，他结识了各种教授、音乐家、艺术家，以及小说家和诗人，这些人中包括拉赫玛尼诺夫、斯克里亚宾。他的父亲与托尔斯泰交好，并为这位文学巨匠画了他最好的肖像之一。

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见证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艺术追求。俄国知识分子在19世纪中期沙皇的统治下悄然现身，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具体和清晰的社会团体，也没有可以定义的性格特征作为考量。按照惯例，那些在20世纪早期被定义为“知识分子”的人一定是反对沙俄政权，并支持1905及1907年革命的。很多俄国知识分子都相信，当社会从独裁中解放出来，就会进入一个充满无限创造力的阶段。1900年代早期，和大多数知识分子、艺术家、大学学生一样，帕斯捷尔纳克一家期待着俄国的社会与文化能从沙俄的独裁与腐败中抽身出来。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否认了自己的犹太背景，接受了洗礼。然而，小鲍里斯却一直伴随自己的保姆阿库利娜--一位虔诚的教徒--前往东正教堂礼拜。他经历了旧时莫斯科神秘的拜占庭氛围：上百座大大小小的教堂，黑斗篷，蓄须的牧师和僧侣，长长的东正教祷文，美丽的合唱团，以及教堂内点燃的让人昏昏然的香。这些东西在多年后拯救了他。

帕斯捷尔纳克在马堡学习德国哲学。1914年，俄国参与奥匈帝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时期，他开始写诗。在最初的爱国热情之后，他对这个国家的情绪转向了对沙皇政权大屠杀的愤怒。1917年3月，彼得格勒爆发革命，欢呼雀跃的人民将其称之为“自由的黎明”。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和他们的朋友们都相信，俄国不仅会赢得战争，还会加入西方的民主世界。不久后他们的梦被碾碎了，面前的世界满目疮痍：无政府混乱，暴力群殴，经济大萧条。1917年10月，列宁和托洛茨基建立了临时政府。在帕斯捷尔纳克眼中，俄国革命代表了一种自然力量，是人民精神力量的觉醒，俄国将从此跨入了崭新的阶段。当事情正逐渐发展为血腥的混乱时，他仍然坚持这么想。1921年，他出版了一本情诗集，全书采用全新的语言和写作方式，精彩绝伦。由于出现于革命同时期，这本诗集受到了来自当时俄国顶尖诗人的赞誉，其中包括安娜·阿赫玛托娃、玛琳娜·茨维塔耶娃、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以及马雅可夫斯基。

当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巩固俄国新秩序的同时，他们开始摧毁帕斯捷尔纳克一家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个人的创作自由，来自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文化源泉，以及公民团结与知识分子异见的机会。布尔什维克领导者们逮捕、暗杀或流放了数以千计的贵族、神职人员、中产阶级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学者--正是出知识分子的那群人。知识分子被看成一个社会阶级，以及危险的政治对抗力量。当时的社会充满了恐怖氛围，每个阶层都在暴动，而俄国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蒙受了沉重的灾难。彼得格勒损失尤为惨重。至1923年，俄国科学院近半数的成员死亡、移民或被政府驱逐出境。列宁政府在1921至1921年之间，担心知识分子会衍生“反布尔什维克情绪”，驱逐了一大批大学教授、哲学家、经济学家、作家、记者出境。剩下的则选择移民，到国外继续正常的生活和教育，其中就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姐姐约瑟芬--她去了柏林。1921年，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母亲和妹妹都去了德国。1923年，帕斯捷尔纳克和他们一起在柏林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回到了莫斯科。从此他再也没见过他的父母。

尽管社会上在宣传新经济政策的解放，但抓捕异见知识分子的行动仍然在继续。起初，脱离政治、活在自己的文化世界里看似是可行的。同时，很多年轻的艺术家都对布尔什维克发起的文化项目感兴趣。这些项目看似推进无产阶级文化，并在旧俄国文化遗产和大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政府支持的“复兴”计划得到了很多工人的支持，他们接触到了文化，并渴望用新文化形式表达自己--当然是在革命文化的框架下。帕斯捷尔纳克和很多在前革命时期的大学接受过教育的年轻学者仍然信任革命。他们相信自己正在目睹“新世界的诞生”。在他们看来，移民，或说投入“旧世界”的安全怀抱就意味着文化之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对于自己与家庭的分道扬镳感到痛苦，但他依然坚信，只有“新”俄国才能创作出崭新的文化。对于新俄国的梦想，使得很多流亡在外的俄国知识分子回归祖国，只为投身这崭新世界。

不过，他们梦想的新世界并未到来，取而代之是苏联的崛起。1930年代早期，斯大林巩固政权时，国家对文化自治和多元化的容忍彻底结束。斯大林政权采用极左的教育体系，要求重新塑造学术及科学经营。它利用作家和记者制造神话，掩盖大恐慌、饥荒和奴隶经济。最终，斯大林得以完全掌控文化出产物。官方要求苏联人民在文化、科学上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提高，成为合格的“苏联知识分子”。政府允许这类人群优先获得稀有资源，比如食物。1934年，国家成立“创作联盟”，吸纳作家、评论家、音乐家、艺术家、建筑师、电影人和戏剧创造者。同时，科学家和学者被纳入政府管辖的学院机构。文学--曾经作为知识分子的“人生的老师”--成为了斯大林艺术的重要支柱。斯大林赞美文学家，称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苏联领导人让文学家自己建造他们的文化艺术监狱。1934年苏联作家大会上，马克西姆·高尔基被任命负责管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文化教义。但在实践过程中，这教义很快变成了斯大林个人喜好的投射。所有“苏联知识分子”都要服从斯大林对文化作品“永远正确的判断”。

权威机构开始删除俄国文化中“反动”的部分。与此同时，他们拣选古典俄国文学巨匠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以及革命先锋如马雅可夫斯基，入驻斯大林文学圣殿。在斯大林的恐怖高压下，整个国家迎来了普希金的百年忌日。每一个小镇，每一个集体农场，甚至每一个小商铺都必须要用讲座、阅读和表演来纪念这位俄国诗人。对普希金的狂热崇拜为百万人民定义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象徵。斯大林政府的章程颁布，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属于苏联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处于社会蛋糕中间模糊的“夹层”，处于号称“翻身当家作主人”的工人阶级和集体化农民之间。

斯大林将俄国革命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成果归功于苏联知识分子，借此吸引他们的支持。很多旧知识分子受到社会大波动的刺激，决定随波逐流--即服务这个政权--有些会为秘密警察告密，还有些人甚至将斯大林视作历史的化身。1930年代苏联的文化生活仿佛变成电梯的两端，向下走的那一侧站着已然幻灭、愤世嫉俗、心碎并辞职的那群人，而向上的那一端则是那些依然年轻、充满抱负、乐观并充满理想的人们。

1930年代的大恐怖时期，使得那些原本欣喜参与革命、为布尔什维克政权服务的人们都感觉自己身处陷阱。数千知识分子因害怕逮捕和审讯，开始销毁文档，焚烧日记。现在可以认为，几乎每种文化、教育、工程相关的职业中都拥有一份密密麻麻的告密单。那是一段知识分子相互攻击、牺牲同事只求自保的阶段。不论谁家里有亲戚是贵族、神职、商人或富农，都岌岌可危。1928年，列宁大学的学生德米特里因为与哲学圈过从甚密、热爱俄国文化被捕。在索洛维茨群岛上的特别劳改营--古拉格集中营度过两年时光后，他得以回到列宁格勒，成为科学出版社的校对员--而这里充满了各种因为家庭成分不好而找不到好工作的人。1934年，他听一个女人说她只在制作一份“贵族名单”，而自己就在这名单上。实际上，他并非有贵族背景。他提出可以自费帮忙把名单重打一份，救了自己一命。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后来都静静地消失了。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也为斯大林对俄国的变革而着迷。他也感觉，集体主义正迫切的要与旧知识分子“腐朽”的个人主义分道扬镳。不过，他的智慧与信仰令他很快认清了斯大林主义的现实。他看到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是如何摧毁了乡村，农民需要讨饭为生，无数的农民家庭被迫迁到西伯利亚。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帕斯捷尔纳克给在柏林的家人去信，将纳粹和斯大林主义放在一起比较：“相继出现的这两种社会模式有共性：让世界变得更糟。”

当斯大林造成的社会恐怖日趋扩大，帕斯捷尔纳克近乎绝望，身处自杀边缘。他被斯大林授予“苏联第一诗人”的称号，本人却为此感到惊骇。他被安置在专为“苏联作家与诗人”准备的住宅区。他从此停止写诗，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和《浮士德》。1937年，他没有参加普希金的百年忌日纪念活动。那一年，他的很多朋友消失了：被谋杀，或死在了劳动营里。当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们开始捕杀那些老布尔什维克时，苏联知识分子协会的成员必须要联名上书，赞美这一举措，并恳求将他们杀得一个不留。帕斯捷尔纳克拒绝签名，并说：“没有人给我决定别人生死的权利。”他曾对朋友表示，他宁愿死也不会签名支持如此“卑鄙的行为”。作家协会的官员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反抗表示震惊，然后伪造了他的签名。

他开始重新投入东正教的信仰，这将他从自杀的念头里解脱出来。讽刺的是，大恐怖反而使他不那么害怕被边缘化了。他发觉，自己对俄国革命的迷恋，以及与苏联文学的结盟将自己带入了人性价值崩溃的边缘--艺术与道德的共同毁灭。他拒绝了极权的诱惑，不惧结果。他又重新开始写诗，只是不再用“实验性”的“革命风格”体。他的语言开始变得简洁，易懂。作家亚历山大·阿菲诺格诺夫曾在日记中写到：“我会永远记得我与帕斯捷尔纳克的谈话。他会直接和你进入那些巨大、有趣且真实的主题。他的心里只有艺术。他爱人类，并为之痛苦，但他的痛苦里没有泪水。”

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这不仅为多年来的国内恐怖再度蒙上阴影，同时也打击了布尔什维克革命本身。战争夺走了大部分俄国仅存的文化精英的生命。1941至1942年间德国对列宁格勒的包围，使得大批生长于前革命时期的人死于饥荒。为了取暖，人们烧掉图书馆。与此同时，战争燃起了知识分子的斗志，给予了他们新的使命。科学家们开始致力于研发武器。政府也鼓动艺术家和作家们创作爱国口号，来激励人民为国献身。这段时间促使一批旧知识分子重新回归公众视线。他们意识到，在战争状态下，他们并不对革命负责，而是对国家和人家负责。

当德军接近莫斯科时，帕斯捷尔纳克和其他很多诗人作家一起，撤退至俄国东部。当几个月后他回到莫斯科，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千疮百孔。他的书籍和手稿，包括他父亲的作品，都已消失不见。他因老朋友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自杀而极度悲伤--那位伟大的俄国诗人刚从移民国家回到苏联。战争导致的灾难和悲剧数不胜数。帕斯捷尔纳克开始阅读苏联新闻，他同情人民的爱国心情和不屈不挠。1943年，斯大林格勒一战胜利后，他作为战地记者来到前线。他记录下了俄国被毁的城市景象和德军的暴行，并进行了预言性的评论：“如果能够改变政治局面，重建俄国城市和原来的幸福生活就好了。但是他们不会这样做的，相反，他们会牺牲整个世界，来挽救当前的政治系统。”

他似乎对围绕身边来自于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仇恨视而不见。其他作家诗人并不似他那般超然物外。伊利亚·爱伦堡，和帕斯捷尔纳克一样也是成长与犹太家庭，很早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政党。他支持革命，但梦想很快破灭，离开家乡去了巴黎、布鲁塞尔及其他欧洲城市，过着先锋艺术家的生活。当法西斯力量崛起，他回到莫斯科，成为斯大林的非正式外交官，处理国际事务，运用他在欧洲的联系进行反法西斯的联合工作。他将对纳粹的仇恨化为文字，整个苏联军队都敬仰爱伦堡。他写到；“杀那些德国人--那是你祖母的愿望。杀那些德国人--那是你孩子的祈求。别让他们过来。杀！”

在战争期间，人们期待着胜利后的美好生活，以及压抑政权的结束。战争阶段有一些悄然的变化，如共产国际的废止、教堂的开放，这让知识分子对未来有了乐观的期望。他们希望恐怖氛围可以消散，文化事物不必再围绕政治中心进行。他们希望当局能够让他们写想写的书，拍自己的电影，上演自己的戏剧。1945年5月，苏联赢得了战争。不过，变革并没有到来，斯大林代领国家进入了对西方势力的冷战，开始了新一轮恐怖时期。

冷战断送了知识分子的美好愿望，他们开始重新把眼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在NEP（新经济政策）时期，能够出国或跟外国联络是一种优待，是只有政权拥护者们才可以拥有的权利。但那时，个人申请移民还是可行的。到了1930年代，国境则被完全封死了。如果谁想和国外的朋友联络，那是非常危险的。斯大林发动了一项运动，反对“在西方势力面前卑躬屈膝”。他成立特殊“荣誉法庭”，为国际合作和在科学上的文化交流蒙上污名。所有形式上的文化交流都被禁止。俄国知识分子与世界的联系从此中断了近二十年。一位牛津学者以赛亚·伯林曾于1946和1956年造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发现这两地最优秀的学者对当代文化艺术和西方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

1930年代，在政府机构工作的“苏联知识分子”们卷入了相互批评和自我审查的运动中。他们全部成为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其中也包括战争年代的文学英雄。爱伦堡由于自身的犹太背景而备受攻击，但斯大林决定把他留给“文学法庭”。1946至1952年间，爱伦堡像十年前组织的反法西斯犹太委员会那样，帮助苏联政府组织了“和平运动”。也许他是那个委员会成员中唯一一个逃离悲剧命运的人。和爱伦堡一样，西蒙诺夫也是“文学法庭”的一员。1946年，斯大林将西蒙诺夫派去美国，然后推荐他写一出关于美国暗中挑起对苏冷战的戏剧。西蒙诺夫还不得不主持一场对米哈伊尔·左琴科的公开羞辱。不久后，西蒙诺夫又被迫将攻击矛头指向犹太作家--其中很多都是他的朋友。

正是在这段时期，又经历了从希望到绝望后，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作小说《日瓦戈医生》。在二战中，他失去了父母--他们为了躲避纳粹逃到伦敦，其后仍被杀害；他还失去了自己20岁的儿子。战后第一年，他爱上了在杂志社工作的奥尔加。他们相处两年后，奥尔加被捕，并送去劳动营。经历了这些事情后，他重新拾起了笔，只是他的笔下出现了新的主题：在暴力革命期间，俄国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百万人哀悼，却没几个人知道就在同一天，俄国作曲家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去世。这对俄国文化的未来是一个不祥之兆。在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没有创作自主权，更不用说脱离政权的独立创作权利了。所有的作品和文化活动都要在国家和秘密警察的监控下进行。而作家和诗人似乎已经遗忘了如何去思考和自由地写作。艺术家无法表达他们的真实感情，电影导演则被要求拍摄粗糙的宣传片和低俗的闹剧，知识分子独立自由的梦想似乎只是无望的美梦而已。

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在战后的文化沉默中发出了第一丝声响。在《日瓦戈医生》中，那位医生--同时也是神秘的诗人和理想主义者--拯救人的性命，并试图寻回生命与爱的意义。主人公尤里·日瓦戈在教育良好的环境中长大，并失去双亲，很多细节都与帕斯捷尔纳克的生活经历相似。尤里的生活环境崇尚古典俄国文化，对推翻沙皇统治充满希望。尤里娶了冬妮亚，但经历了一系列生活变故后，他遇到了他的真爱拉拉。尤里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想投身革命，但是革命将他卷入其中，影响到了他的家庭与爱情，为他造就了无数悲剧。命运只给了尤里与拉拉几个星期的快乐时光，很快内战就将两人分开，不久后她就移民离开俄国，永远从尤里的生活中消失了。尤里几次身处死亡边缘，命运又机缘巧合救了他。小说的结局发生在1920年代，那时的尤里疾病缠身，毫无名气。他身处一辆拥挤的电车内，相信自己在车窗外看到了拉拉。他向她奔去，却因心脏病发作猝死。《日瓦戈医生》的最后几页，讲的是尤里死后，他在战争和恐怖时期活下来的朋友遇见了尤里的孩子塔尼娅。塔尼娅作为孤儿在农村长大，远离文化社会。她没有机会继承他父亲的自由思想和创新精神。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将这个孩子的命运讲述下去。她在书中的浮光掠影令读者思考，是否俄国知识分子的文化遗存已经毁灭殆尽。

1956年，帕斯捷尔纳克不顾苏联政府的胁迫及反对，将《日瓦戈医生》的书稿送往了几个外国出版社。在书出版之前，当局已经开始恐吓他。他的爱人奥尔加，即拉拉的原型，刚刚从待了7年的劳动营归来。为了让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冒险，她对他说：“这样做，你不但搭上自己的性命，还会搭上我的。”但是帕斯捷尔纳克依然坚持：“如果真相只能通过痛苦来得以揭露，那么我愿意受任何苦难。”

1957年11月23日，《日瓦戈医生》在米兰出版。这部小说一夜成名，被翻译成多种语言。1958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在美国，《日瓦戈医生》的译本蝉联“纽约时报图书榜”销量冠军超过半年之久。在斯大林之后继任的赫鲁晓夫非常愤怒。苏联作家协会诋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认为它们破坏了俄国的文学传统。赫鲁晓夫和其同僚甚至不用读这本小说，就把它定义为西方冷战势力的挑拨。他们裁定这本小说是“境外势力的工具”，苏联作家集体联名发表公开信，谴责帕斯捷尔纳克的所作所为是“受境外势力指使的文学毒草”。帕斯捷尔纳克发觉自己身处极大的压力之下，国内各界都在逼他忏悔，而与此同时，全世界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和公众人士则都在表达对这位被围困的作家的支持。1959年1月，他写下了《诺贝尔奖》一诗，作为回应：

我做了什么恶事？

难道我是凶犯和歹徒？

我让全世界哭泣，

是因为我美丽的故土。

原载于《东方历史评论》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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