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面对现实 作家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

开幕式现场

莫言：面对现实 作家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

10月24日至25日，“讲述中国与对话世界：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京师学堂举行。作家莫言、贾平凹、毕飞宇等，翻译家杜特莱、吉田富夫、朴宰雨，学者童庆炳、陈晓明、陆建德等国内外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

贾平凹：他是一匹天马 文字背后有生命和灵魂

贾平凹认为：“(诺奖)中国出了个莫言，这是中国文学的荣耀，百年以来，他是第一个让作品生出翅膀，飞到五洲四海，(好似)天马行空，他就是一匹天马。”这个比喻引起读者一阵会心大笑。

“因为我不是评论家，我最初读他(莫言)的作品，无法分析概括创作的意义。”贾平凹坦率的表示，但是自己想到了少年时期放火烧荒的情景。那些收获过庄家的田地有秸秆和干枯的草，(烧着)后一下子就是几百米长的火焰，随风蔓延，十分壮观，“这种‘点荒'是野孩子干的事情，大人和乖孩子(不会)，因为可能会引起山火。”

贾平凹拿来类比莫言当时的文学创作。他认为，莫言的写作在当时便是类似这样“不合时宜”、反常规的，完全是凭借天性所写，写的自由浪漫、不顾忌一切，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写作，中国文坛打破了秩序，从那以后，一大批作家聚集起来。

不过，贾平凹也并不否认，在莫言作品源源不断写出的时候，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甚至指责谩骂，但莫言一直坚持下来。为此，贾平凹又做了一个比喻：“在农夫为果园的果蔬施肥、浇水、除草的过程中，一种藤疯了似的生长，有野生的基因，有吸取营养、接受风雨雷电的能力，直到自成一座建筑，这就是猕猴桃，也称为奇异果，比别的水果更好吃，而且更有营养。”

而在读过莫言的一系列作品之后，贾平凹认为，莫言作品的启示之一便是强烈的批判精神，但不是历史的，而是社会的、人性的：“鲁迅的批判也是如此。而且莫言的批判也不是故意要如何如何，本来就是不合常规，以新的姿态、品种生长，实现批判的力量。”

第二个启示则在于莫言作品的传统型，民间性和现代性。贾平凹指出，莫言是山东人，山东有“孔府”，这便是莫言(受到)的教育，而民间性是由他的生活形成，现代性则受到学习和时代的影响，“传统是这一代作家共有的，民间性是各有各的不同：有民间性才能继承传统性，丰富发展现代性。”

亲友：莫言作品传承文学经典 实现亚洲文学博兴环节

开幕式当天，莫言的兄长管谟贤也来到现场，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便是“感谢”。管谟贤回忆，从莫言获奖，他曾经到很多地方作报告，讲述莫言的经历和成长过程，“我要代表家人对在座的专家、教授长期以来对莫言的关心、爱护、支持、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管谟贤也指出一些研究莫言文章中的小失误。他说，莫言作品中“高密东北乡”概念第一次提出是在莫言的文章《秋水》中，但有评论文章认为出自《白狗秋千架》，这并不正确。虽然两篇小说都是莫言于1984年创作，但由于刊物生产周期的原因，《秋水》创作时间要略早。而提到这篇文章的名字，管谟贤笑言，这源自庄子的名文《秋水》：“同时莫言还写过一篇散文《马蹄》，1985年我们去张家界游玩之后所作："莫言熟读《庄子》，而对文学经典的传承也是一贯的。”

除去家人，在很多崇拜者者眼中，莫言可能是一位亲和但沉默寡言的著名作家。但在作家邱华栋看来，却并非如此。十多年前，邱华栋去莫言家中做访谈，两个小时过后准备告辞，但莫言却不准。邱华栋回忆：“莫言老师说我们山东人待客就是到了饭点儿哪儿也不许去，就得吃饭。当时师母也在，包了饺子，还有红酒。我一高兴，就喝了两瓶。莫言老师说我‘能喝'，还说这个酒你能拎多少就拿走多少，后来我试了一下，拎着六瓶红酒走了。”

一阵大笑后，邱华栋郑重的表示，其实早在自己十几岁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受到莫言作品的影响，变为创作营养的一部分，至今仍让他感到亲切，“我曾经预言莫言老师一定能拿到诺奖，因为跨文化作家已经是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现象，而中国当代文学在30多年的时间内还在发展，莫言的创作是作家大江健三郎大森健三郎所期望的亚洲文学的一环，实现亚洲文学的博兴的环节。”

批评家：莫言渐成消费对象 应让其回归文学本身

莫言固然是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代表之一，但是在他获得诺奖之后，一些颇有争议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其作品在遭抢购之后热度出现下降，相反却有络绎不绝的游人去“莫言故居”参观，并且闹出扣墙皮、沾文气等一系列闹剧。同时，文学批评界对莫言作品的研究也出现“抽象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评论家吴义勤便指出这一问题。他表示，当莫言获得诺奖后，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在谈论此事，但对莫言的讲述方式却存在很大问题，“不管正面还是反面，都越来越把莫言空洞化、虚拟化。即莫言越来越成为一个消费对象，远离他自身。”

在吴义勤的印象中，莫言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当得了诺奖后，自己感觉变成“看客”：别人讨论的不是他儿时另外一个人。在吴义勤看来，这是一种需要警惕的倾向：我们今天对莫言的意义越讲越大。

“作家写作也许是出自很个人化、情绪化的起点，如果要从国家、民族、与世界对话这样(大)的角度，可能没法去写。”吴义勤认为，把莫言的意义无限夸大的方式实际是对作家本体的扭曲和伤害，而如何让莫言回到莫言本身，让莫言的意义回到文学本身，才是个紧迫的话题。

同时，如何讲述莫言，也是吴义勤近年来关注的问题。他指出，将莫言从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回归到具体作品，或许是最好的方式，“我们今天太缺少对莫言具体作品的研究，很多文章都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它，而从微观回到他的一部小说或一篇散文，是特别需要的。莫言活在哪里？就在他每个小的作品里，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意义里面。”

“喜欢或者讨厌莫言都有合法性，但这是由文学本质决定的，但是这个好恶要限制在个体范围内。”吴义勤也提到了目前一些对莫言作品的不同评价，他表示，批评家首先要忠实于自己，首先自己作为一个研究者、读者做好才能做好研究。

莫言说：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

开幕式上，莫言幽默地表示：“参加这样一个跟我有关的研讨会，场面的确有些尴尬，但是没办法，人生处处有尴尬。”他举了个例子，早先社科院外文所曾为作家帕慕克举办研讨会，但这个人非常有个性，当大家都认真准备好稿子开座谈会时，他讲了10分钟便抽身而去，表示“没有理由坐下听你们一群人讲我的是是非非”。“所以，为了让大家不失望，这两天我要参加会议。”莫言调侃道。

“现在中国的繁荣富强是由过去的贫弱一步步发展而来，一百多年，有血有泪有汗水，有许多不为外国人所知的辛酸，这些可以通过作家的笔或其他艺术方式得以展现。”莫言称，“像贾平凹，我们这代人都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拿起笔创作，跟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步调一致，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面貌、在巨大的历史变革中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塑造‘立得住'的典型人物形象。”

莫言对这30年中国文学的成就持肯定态度，他说，“我们确实还没有像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那样好看的长篇巨著，但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方面完全有资格进入世界文学之林。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和思想张力一点不逊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当代作家的创作。”

莫言说，无论这个社会如何的纷繁复杂，无论我们取得多大的成绩或是存在多大的问题，身为作家应该尽量客观公正、不违背自己良心来看待，“如果对社会生活当中存在的很多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不敢披露、批评，不敢用形象化的文学的方式来揭露呈现，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如果对最近中国社会巨大的、全方位的进步视而不见，依然把中国的社会描述得一团漆黑，毫无光亮，这也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作家应该抱有的态度。有时候批评一个社会需要胆量，赞美一个社会也需要胆量，这个胆量的背后就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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