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的“寂寞”与“寂寞论”

（配图为电影《萧红》剧照）

萧红的“寂寞”与“寂寞论”

读萧红的文章或书信，我发现，她特别喜欢使用“寂寞”一词。由此想见，生活中，她的口头禅很可能就是“寂寞”。旁证，萧红从东京写给萧军的信中说:“现在我随时记下来一些短句，我不寄给你，打算寄给河清，因为你一看，就非成了‘寂寂寞寞’不可，生人看看，或者有点新的趣味。”这证明，“寂寂寞寞”是萧军对萧红的说辞。萧红若不是整天“寂寞”不离口，萧军也不会这么说她。

我们一起看看萧红的散文有多么“寂寞”。散文《搬家》：“多么无趣，多么寂寞的家呀！我好像落下井的鸭子一般寂寞并且隔绝。”散文《他的上唇挂霜了》：“好寂寞的，好荒凉的家呀！”散文《新识》开头：“太寂寞了，‘北国’人人感到寂寞。”自己“寂寞”也就罢了，怎么知道“人人感到寂寞”呢，表达的随意性太大。散文《破落之街》里，写他们在一个小饭店吃饭，看见一个老油漆匠，为饭碗里有一只苍蝇嚷起来，见没人理他，就站在木凳上，掌柜呼唤伙计给老头换了一碗粥，老头才从木凳上下来。萧红接下来的叙述：“但，他寂寞着，他的头摇曳着。”把“寂寞”用在这里，显然是误用。

再看萧红书信里的“寂寞”。书信里的“寂寞”不比散文中少，最典型的，是1940年春天，萧红给白朗的信：“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远是如此忧郁，这里的一切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田，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以往所梦想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只感到寂寞！”

从上述引文不难看出，萧红的“寂寞”，完全针对个人的生活境况，是个人的小情小感，没有丝毫言外之意。不料到了某些评论家笔下，她的“寂寞”顿时华光四射，拥有别样的文学意义，甚至是政治意义。有论者称：“从萧红的寂寞声中，展现了她洁美的情操；在寂寞声中，蕴藏了她对不幸人们深切的同情；　在寂寞声中，回荡着她对祖国和家乡爱的深情。”呵呵，好厉害，从寂寞中，能看见“洁美的情操”、“深切的同情”和“爱的深情”。再往深处说，大概寂寞也有“阶级性”了吧。

萧红身后，有一个“寂寞论”。这个“论”的创始人，是茅盾。他在1946年写下一篇《论萧红的〈呼兰河传〉》，说“《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整篇文章使用了二十八个“寂寞”和四个“单调”。1947年，上海寰星书店再版《呼兰河传》，把茅盾的文章收入作为序言。此一旧例，沿用至今。“寂寞论”的影响也随之越来越大。我由此知道序言的可畏。它跟作品捆绑在一起呀，《呼兰河传》　走到哪里，“寂寞论”就走到哪里，每个读过《呼兰河传》的人，都会知道这个“寂寞论”。此外，茅盾在文学史上积攒的名声，也会加倍放大“寂寞论”的影响。

萧红的生活以及写作，就这样笼罩在“寂寞论”的云影之下了。

到2004年，终于有人对“寂寞论”提出质疑。《文学评论》发表王科的文章《“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误读》，副题“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认为所谓“寂寞论”，“并非是文本细读的科学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感情的、直觉的、感性的判断”。还说，如果说谁谁的作品，是“大弦嘈嘈如急雨”的话，《呼兰河传》充其量不过是“小弦切切如私语”。时隔一年，这篇文章的观点遭到反驳。2005年　《文艺争鸣》发表陈桂良的文章，《“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误读”？》，副题“也谈茅盾评《呼兰河传》并与王科先生商榷”，认为茅盾的“寂寞论”，是对“创作文本的精致解读，表达了他对萧红其人其文独到的感悟与认知”，以此为前提，对王科的观点，有选择地进行反驳。又隔一年，2006年《文艺争鸣》发表王科的文章，《“寂寞”论，真的是对〈呼兰河传〉的“经典误读”》，副题“就茅盾《〈呼兰河传〉序》答陈桂良先生”，对陈桂良的观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回击。

这三篇文章，我都细细读过。就大处论，我偏向于王科的观点，但王科的“论据”，并不能完全说服我。相反，我觉得陈桂良的“商榷”，某些细微之处，也说得颇有道理。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寻思再三，感觉王科和陈桂良对萧红的作品，以及茅盾的“寂寞论”，都“过度阐释”。明明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让他们说复杂了。

我在《〈呼兰河传〉：描摹故乡的“工笔画”》一文中，也稍稍涉及这个问题，摘录如下：

茅盾在《序言》里再三说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这让我对第三章的阅读格外精心……

我看到的是，一个小女孩跟祖父之间的天伦之乐。一个快乐的小女孩，一个快乐的祖父。“我立刻就笑了。而且是笑了半天的工夫才能够止住，不知哪里来了那许多的高兴。把后园一时都让我搅乱了，我笑的声音不知有多大，自己都感到震耳了。”这仅仅是快乐中的一幕，还有更快乐的时候……

也不是一点寂寞也没有。“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非常寂寞的了。”不能到后园里去玩嘛。不过这样的天气，一年当中，有几回呢？按说冬天最该寂寞，可萧红说：“我有记忆的第一个冬天，就这样过去了，没有感到十分的寂寞，但总不如在后园里那样玩着好。”

萧红再次说到寂寞，是祖母病危的时候，要准备后事，家里来了很多人。“家里边的人越多，我越寂寞，走到屋里，问问这个，问问那个，一切都不理解。祖父也似乎把我忘记了。”

读者不难看出，对于萧红，童年的快乐与寂寞，完全是“九个指头跟一个指头的关系”。而茅盾偏偏要说：“《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所据何来呀？

所以这“寂寞论”，真的如王科所说“并非是文本细读的科学结论”，实在是“误读”的结果。当然，这跟萧红在别处对“寂寞”的滥用也大有关系。她到处嚷嚷“寂寞”，茅盾受她误导，认为她真的“寂寞”。其实，人活一辈子，谁没有寂寞的瞬间呢，但像萧红那样，把寂寞放大很多倍的人，并不多见。由此也可以说，“寂寞论”的源头，是萧红本人。

曹革成认为，把茅盾的“一篇回忆随感”“拿出来作为《呼兰河传》的序，是不合适的，反而起了负作用”，又说茅盾的文章“有关萧红寂寞的论述不很恰当”。这个说法，我赞同。

偶尔的寂寞，是人的普遍性遭遇。但每个人对待寂寞的态度，相差甚大。萧红是使劲嚷嚷，让别人误以为，她快受不了了。鲁迅的态度，有所不同，他说“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这话正合我意，大概也契合多数人的心态。

我喜欢“静默”这个词汇，它是“寂寞”的升华。我也很想，往“静默”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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