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塔·米勒：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赫塔·米勒：国王鞠躬，国王杀人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我的作品中总出现国王，却很少看到独裁者？那是因为“国王”听起来比较柔和。还有人问，为什么理发师会经常现身？那是因为理发师丈量着头发，而头发丈量着生活。

在小说《狐狸那时已是猎人》中，孩子问理发师：“那个把猫扔了的男人什么时候会死啊？”理发师往孩子嘴里塞了一把糖果，说道：“等他的头发能塞满一只夯实的麻袋，等麻袋和他一样重的时候，他就会死的。我把所有人的头发都装进麻袋，直到麻袋被夯实被填满。”理发师说：“我不用秤，我用眼睛称头发的重量。”

在我还不知道独裁者，在我还未开始写作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理发师、头发和国王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国王在世时像一只狗像一只小牛，死后皇冠粘在头上一半是胆一半是瓜。发丝下所有夏雨让它们悄无声息的天使潜入玉米秸，它们都曾是国王身边的卫士。我长大的那个偏远乡村，没有柏油马路，只有颠簸的土路。但国王认识这条路，否则我们不会相遇。他和童话里的国王毫无关系，因为我没有一本童话书。他来自现实的世界，来自我们共同经历的事情：我祖父的象棋。祖父的象棋和他的头发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祖父当过兵，曾被关在战俘营，在战俘营里刻过象棋子。

祖父的头发一绺一绺落下。营地理发师把树叶揉碎，用它的汁液涂抹头皮。理发师有个下象棋的嗜好，无论在哪儿，只要有机会就来一盘。他从老家带了一副棋，有七颗棋子儿在前线的混战中丢了，下棋时只好用面包块、羽毛、小树棍儿或小石子之类的东西代替。几个星期后，新生的头发又厚又密，祖父开始琢磨带点什么东西去见理发师。他在营地发现了两棵树，一棵浅蜡，一棵深红。于是他用两棵树的树枝刻了那七枚缺了的棋子，送给理发师。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祖父说。刻棋子拉近了他和象棋的距离，让他觉得，如果不了解棋子在棋盘上扮演的角色，就好像缺了点儿什么。于是祖父开始学下象棋。下棋不仅缩短了漫长等待时的乏味，也给生活带来些许依靠。下棋时，大脑和手指虽然没有进入真正的生活，却也是生活的一种变奏。人们活在时间的一个断片，坐在里面可以回首张望记忆中的故乡，同时翘首企盼着早日回家。人们逃进棋子，遁入游戏时光，不必再忍受时间的空乏。从战俘营回到村子后，和理发师一样，象棋也成了祖父的嗜好。

雕刻那七个象棋子的训练，加上回村后漫长从容的时光，让祖父能够把刻棋子的手艺继续下去。木料在树上随时可得，他给自己刻了一套完整的棋子。他刻的第一颗棋子是兵，他说，因为打仗以前自己是农民，回家后还要继续当农民。

给我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祖父已经拥有了一副商店里买来的正规象棋。所以我可以玩他那副自制的、缺了四颗子的棋。这里面我最喜爱的是两颗（国）王，那蜡白和暗红的。棋子经年累月已经陈旧肮脏，变成灰白和深褐，像阳光下干涸的土地，或是被雨水浸湿的土地。所有棋子都有裂缝，摇摇晃晃，雕刻时新鲜的木质在里面随意干枯，使得每颗棋子最终的样子各不相同。最歪的那两只，腆着肚子弓着背、一副老态龙钟模样的，就是两个王。他们脑袋上的皇冠歪了，而且刻得过大，跌跌撞撞的。几十年来，祖父每周末都会下象棋。后来，下棋的朋友一个个离开人世，为了凑热闹，他只好在星期天去打牌。不过他还算运气好。每年，他隔几个星期就会去看望嫁到邻村的姐姐，有一次在她那儿遇到一个用他的话说是“真正的”棋手。此后，他每周三都坐火车去邻村下棋，而且经常把我带上。我们村住的都是德国人，他们村都是匈牙利人。姑奶奶的木匠丈夫是匈牙利人，那个象棋手也是匈牙利人。祖父下棋时可以尽情享受他的两个爱好，因为他也喜欢讲匈牙利语。每次去他都带着我，这样他在下棋时我也能学点匈牙利语。

祖父的木匠姐夫经常穿一件大罩衫，罩衫上披满了木屑，只能在胳膊下面看出原本褐色的衣料。他头戴木屑巴斯克帽，头上是木屑太阳穴和木屑耳朵，浓密的木屑八字胡。他会做家具、木地板、门窗、带卷门的童车，也做熨衣板、砧板、煮饭勺这样的小东西，还有，就是棺材。

柏林墙倒塌后，媒体上经常能看到有关东德人用词的报道。这些词在人们口中重复时，变成构词和内容都极其糟糕的“词语怪物”。在东德，圣诞树上的天使叫“岁末飞人”，舞台下人们挥舞的三角旗叫“示意元素”，冷饮售货亭是“饮料基地”。有两个词让我感觉很亲切，使我想起去木匠姑爷爷家里的情景。一个是棺木，在东德叫“地下家私”；另一个是安全局的下属部门，负责干部节日及忌日之类的事务，叫“悲喜部”。“岁末飞人”是为了避免使用“天使”，“示意元素”在避讳“小三角旗”，仿佛小化词会使“旗帜”受伤，“饮料基地”则把商亭军事化了，也许东德的干部们在那里用瓶子解“自由之渴”。这些概念向我们展现了一幅笨拙无声的意识形态词语的讽刺画。“地下家私”和安全局的“悲喜部”对我来说并不奇怪，我在其中听出对死亡的恐惧。死亡冲破了显贵和小人物之间的界限，它无视官位的高低。统治集团不愿与“凡夫俗子”为伍，但在这权力无法企及之处，英雄和敌人没有分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主流意识形态似乎并没有排除上帝在它内外的存在，上帝在被否定的同时又被保留。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提到“复活”，却将一剂慰藉注入死亡，暗示着来生。既然有地下家私，那它们一定安放在地下的某个房间里。涂满防腐剂的领袖住在别墅，普通百姓在墓地里住个单间，倒也合乎逻辑。

穿着木屑罩衫的匈牙利木匠并不会讲东德德语，但他每天都在做着“地下家私”。他的劳动成果就是他工作间里的棺木，一件人死后被放进去一起埋入地下的家具。他所有的木工活儿乱七八糟地堆在工作间，哪儿有地方就放哪儿：一辆童车可能放在棺材的旁边、上面，甚至可能是它里面。木工房里的作品代表了一个人从生到死，一路需要停靠的每一个驿站。炒菜勺、砧板、熨衣板是生命时光的触角。在衣柜、床头柜、床、凳子和桌子中间，棺材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家具。所有物品一目了然。它们站在那里，比任何言语的表达更清晰，无需有关生与死的废话，它们就是人在生和死时实实在在需要的东西。在我眼里，木匠是万能的，整个世界都是他创造的。对我来说，世界不是云游的天空，也不是青草茵茵的玉米地，而是一成不变的木料做的。木匠把木头放到哪里，都可以阻止地球上飞逝的季节，无论是荒芜裸露，还是绿草绵延的季节。这里的死亡之日陈列馆，全部是表面光滑、棱角分明的材料，是灰白到蜜黄到深褐覆盖下的清澈。色彩在这里不再游荡，只为各自浓浓地抹上一笔。它们不再是风景四处飘舞和铺张，只呈现一种沉静的特质，一种安宁的明晰。它们不会使我害怕，在我触摸之时，静静地待着，让宁静也在我身体弥漫。门外，四季一个紧追一个，直到把前面的吞噬，而木工房里的棺木并不急于靠近肉体，它是死者最后的床，耐心地等着人们用自己把死者抬走。木匠有个缝纫机，用来给棺材做枕头的。“这白色的锦缎，”他说，“像是国王的用度，里面装满刨子幽灵。”那长长的、从刨子里落下的卷卷的东西不叫“刨花”，而是“刨子幽灵”。我喜欢这个词，那时就喜欢，用幽灵而不是用树叶、稻草或锯末做死者的枕头。幽灵原本住在活着的树冠里，树枝被砍下被锯开后，它也随木料落了下来。亚历山大·沃纳（AlexandruVona）在他的小说《墙中窗》里写道：“要了解真相，就要从混迹于和我们无关的所有词语中找到那些和我们相关的。”“刨子幽灵”就是一个和我相关的词。

刨子幽灵沙沙作响，闻起来一股苦味。祖父在阳台上下棋的时候，我在木工房用短刨花做假发，用长刨花做腰带、裙边和围巾。一个大盒子里装着金色的字母，油漆的气味辛辣刺鼻，木匠用这些字母拼出死者的名字，粘到棺木上。我用它们做戒指、项链和耳环。如果是现在，这些刨花和烫金的字母会让我感到害怕，但那时我见过太多的死人，他们活着时都是我熟悉的，我记得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走路的样子，常年看着他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饭，如何在地里干活，怎样跳舞。有一天，他们躺进棺材里，还是原来的那个人，只是不会动了，渴望别人最后再来看他们一眼。他们还想再重要一次，躺在雕刻精美的马车里，像躺在行走的阳台，在音乐的陪伴下，在村中招摇一番。上帝从他们身上拿回了他的物质，周边地区连同四季把他们一起吃掉。我把金色字母挂满一身的时候，从未想到过死者，我只是佩服木匠姑爷爷，在死人被抬走的时候，为他们准备了金色的名字有盖的床，还准备了刨子幽灵做的锦缎枕头。有的棺材像栅栏一样垂立着，一个挨一个，有的装满刨子幽灵横躺在地上。我在他那儿从来没看见棺木上有金色的字母，没看见他缝过枕头，往里面装刨子幽灵，也没见他卖过一副棺材。姑奶奶在中午送饭时，怕饭菜凉了，会把它们放进棺材的刨子幽灵里。

木工房里是刨子幽灵和国王用度一样的白色锦缎枕头。棋盘上方，祖父蹙着额头，摩挲着颧骨。有时是他，有时是他的对手，用王将死对方。坐夜车回家的短暂路途上，耀眼的夜色从天空倾泻而下，无与伦比。月亮有时像马蹄铁有时像一颗杏挂在空中，屋顶上的风信鸡像吵吵闹闹的象棋子，朝火车相反的方向跑去。有的风信鸡像王。第二天，草地上的公鸡，头上也顶着皇冠而不是鸡冠。我每周三和六都要杀一只鸡，这活儿和削土豆皮、抹灰没什么两样，我做起来老道而麻木，仿佛是一辈子注定要做的家务。村里，杀鸡是女人的活儿，不能看鸡的痛苦、不能见血的女人，是没用的女人。最多是男人刮胡子的时候不应该见血，很少听说女人——人们常说的没用的女人——不能见血。也许我是后来才没用的。

在我的梦境中，各种东西总是纠缠在一起：我剪开鸡的肚子，里面装满棋子，黑的白的棋子变成了红的蓝的，棋子又干又硬。如果鸡在草地上跑来跑去，一定能听到棋子在它肚子里哗哗作响。我从鸡肚子里取出棋子，按颜色把它们排成两行。只有一只王。他晃晃悠悠，像在鞠躬。王是绿色的，鞠躬时变成红色。我把他握在手中，感觉他的心跳。他害怕起来。于是我咬开他，里面是柔软的黄色，他的肉是甜的，像杏一样。我把他吃了。

所有事物都有它们自己的（国）王。每个王出场时，都会向别的王点头示意。王们不会离开自己的物体，但他们彼此认识，在我脑子里相遇后合为一体。他们其实是一个王，被散到各处去挑选可以生存的新物质：象棋里的是木王，风信鸡里的是铁王，公鸡里的是肉王。组成这些事物的物质，在观望时发现大脑中发生迷失的起点。事物中平凡的东西暴露出来，物质成为人。同类事物中出现了不同等级，我和它们之间的距离相差更大。我必须应对自己展开的对比，却败下阵来。和木头、铁皮或羽毛相比，皮肤是最脆弱的物质。我只得依赖国王时好时坏的权力。公鸡住在羽毛屋。树叶屋里林荫道。兔子住在毛皮屋。水屋住着一片湖。巡逻队在拐角屋，碰到某男从阳台，纵身越过接骨木。又是一个自杀者，纸屋住着确认书。发髻住着某女郎。这首剪报诗是我后来对拼凑起来的村庄国王思考的结果。不过，角屋的巡逻队，在纸上被伪造成自杀的谋杀，都是城市国王的作为。他是国家的王，在河界将生与死玩弄于股掌之间：悄悄地把他讨厌的人扔出窗外，扔进火车或汽车的车轮下，从桥上扔进河里，或者把他们吊死，用药毒死??，然后把杀戮伪装成自杀。他让训练有素的猎犬撕咬那些企图越境的逃亡者，让他们暴尸荒野，当农人在收获时发现的已是腐烂了一半的尸体。他命令手下沿多瑙河追捕逃跑者，让船桨把他们碾碎，去喂鱼和海鸥。都知道这一切天天发生，但谁都没有证据。

一个人消失的后面，只有沉寂，只有亲人和朋友圆睁的双眼。城市王不会暴露自己的弱点，他蹒跚时人们以为他在鞠躬，他鞠躬时却在杀人。我的王不会随便说说，我爱你们大家所有。他尖尖嘴的皇家犬，身着草绿华美制服，佩戴波纹的铁项圈。夜晚提灯下雪花飘扬，犬的跳跃与呼吸一样，像某人尽失人间之爱，清晨躺在狗腹中安身。村庄国王“微微鞠躬”，他摇晃着，仿佛周边的一切都在摇晃。我们生活的地方自我蚕食，直到连人一起吃掉，直到人们死在自己手上。只有城市国王践约着“国王鞠躬国王杀人”的后半部分。城市国王的手段是恐怖，不是村人与生俱来的害怕，而是有计划的、贯穿神经的、冷酷地强加于我们的恐惧。我从村庄花边来到城市的柏油路地毯，这里虽然没有死亡之日的陈列馆，但国家制造的死亡却爬上脚踝。头几年，这些恐怖的场景只发生在陌生人身上，我只在一般意义上感到害怕。离得近，为的是不看见，远远躲开，想搞明白它针对谁。本能的同情一时攫住我的神经，然后又离我远去。我站在那儿，看着围观的人群中有人被逮捕、被殴打、被踩踏，我攥紧拳头，紧闭双唇，指甲深深嵌入掌心，直到疼痛为止。然后我继续前行，上腭干燥，喉咙冒火，步伐僵硬，仿佛胃和双腿充满腐臭的气体。内心充满因无力阻止而带来的软弱的犯罪感，夹杂着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卑劣的幸运感。实际上，每个围观的人都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因为除了呼吸，没有什么还被允许。要想找借口整人，放眼望去，比比皆是。

几年后，我的一些朋友也被跟踪，被审问，住所被搜查，手稿被没收，被大学开除，被抓捕。之前只是隐约感到的压抑气氛，这时变成了具体的恐惧。朋友们在什么地方被如何折磨，我都很清楚。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在诙谐与恐惧之间，鲁莽而烦乱地寻找出路。但既然不想改变初衷，就不可能有出路。迫害就这样一步步走近我的生活，几年后终于落到我自己身上——他们让我刺探工厂的同事并向他们报告，被我拒绝了。于是，发生在朋友们身上的审问、搜家、死亡威胁，我开始逐一经历。一段时间之后，我大致能判断出，下一次审问时，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街角，会有什么样的陷阱在等待着我。

我知道，目光因恐惧而放大，不论说话还是写作，大脑的迷失离所有现存的语词远去，但对于两个朋友的死，我还是有义务写点什么。像当年在宽广而碧绿得放肆的山谷为乳飞廉找名字一样，我也为我们共同拥有的恐惧寻找适当的词。我想告诉大家，在今晚、明早、或是下个星期，当生命不再理所当然地存在的时候，我们彼此赋予了怎样的友情。“因为害怕，埃德加、库尔特、乔治和我天天待在一起。即便一起坐在桌边，恐惧依旧和我们来时一样，在每人心中独立存在着。为了掩饰，我们不停地笑，但恐惧还是会离开预定轨道。控制了表情，它会溜进声音，将表情和声音牢牢掌控，它又会离开手指，冲出皮肤。它附着在周围所有的物品，我们能看见各自的恐惧停在了哪里。深刻的了解和依赖让我们彼此常常难以忍受。”

审我的人轻蔑地说道：“你以为你是谁！”这不是问句，正因为不是问句，我更要抓住机会：“我是和你一样的人。”这很有必要，对我很重要，因为他跋扈得似乎已经忘了这一点。在暴风骤雨般的审问中，他骂我狗屎、垃圾、寄生虫、母狗，平静点的时候叫我妓女或敌人。在审问间隙，他需要我填补他当班的时间，我像一块被揉来揉去的破抹布，只为展示他的敬业和权力而存在。离下班还早，他就在我身上做疲劳实验，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反刍着他已经咆哮了无数遍的废话。我不能走，否则钟表的滴答就失去了意义，否则他就失去了折磨人的对象。每次咆哮过后，他会在我身上玩猎“人”游戏。练习不能中断，这是他惬意的休闲方式。审问者的每一种情绪都有固定模式。童年时有关“生命意义”的问题于此显得陈腐，这样的问题只能发自内心，摆到桌面上，会给人逆反的感觉。人天性中的固执使他热爱生命，学会喜欢生活，使每一天都拥有价值。告诉自己我活着，尤其这一刻我要活着，这就够了，这比想象的更具有生命意义。它是经过检验的生命价值，和呼吸一样有效。生长于内心，抵御所有外部形态的生命欲望也是王，一个难以驾驭的国王。我了解它，所以从来没有尝试用词语去表达，我把它的名字藏了起来。后来我想出了一个词叫“心兽”，这样可以不必直接说出就能称呼它。多年后，当这段时光离我远去，我才从“心兽”走到那个真正的词——“（国）王”。王微微躬身，夜如常步行而来。厂房屋顶倒映在河里的，是两只反穿的鞋，早早就闪烁着霓虹的惨白。一只鞋踢向我们的嘴将它封杀，另一只将我们的肋骨踢软。霓虹鞋在清晨熄灭，野苹果诙谐槭树羞红了脸，天边的星星一如爆米花行进。国王鞠躬国王杀人。方言中的韵律很早就将我引向国王：allein-wenig-koenig（独自—少—国王），我在山谷放牛时就开始把玩韵律与祖父象棋里的王：alleinig-wenig-Kenig。我熟悉方言中押韵的墙报、经文和天气谚语，小时候对它们很认真。等到了城市，少年的我开始嘲笑这些玩意儿。高中的岁月都消耗在歌德和席勒的长篇叙事诗中，重音放在最后一个音节，像敲地毯一样没头没脑地打着节拍：“穿过夜和风？/父亲与孩子”，还有，“雷诺蕾迎着朝霞出发/从沉沉的梦境醒来：/‘威廉，你是不忠，还是死了？/你还要犹豫多久？’”更糟的是那些颂歌：“我爱这片土地，它托付给了我/托付给了你，还有你，和所有的劳动人民/她的话语亲如母亲/为着和平，为着社会主义，为着幸福和力量。”韵律在这里磕磕绊绊，敲地毯也敲不出节奏来。如果连续朗诵六七段，听起来像头上被打了洞，令人感到一种难忍的韵律恶心。

后来接触到特奥多尔·克拉默（TheodorKramer）和英格·米勒（IngeMueller）的天才诗句，我在其中感到一种小心翼翼的、敏感的节奏，仿佛诗人在创作时，他的呼吸在太阳穴的盒子里轻叩。我沉迷其中，不用特意学习，就可以倒背如流。这些诗句注视着我的生活，它们就是我的生活，在和我说话，能自行走进我的大脑。我过于钟爱这些诗，以至于我不敢去探究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我到今天依然认为，如何下功夫都无法使我们接近这两位作家的独特之处。我开始从报纸上剪下需要的词语，起初并没想到拼成诗歌，只是因为经常出门旅行，想给朋友们捎个信儿，往信封里塞点自己的东西，而不是本位主义摄影师镜头下的明信片。在火车上看报时，我把残缺的图片和词语一起粘在一张白色卡片上，或者拼成一两个句子，比如：“由此可见这个执拗的词”，或“如果一个地方是真实的，它就会轻触渴望”。起初我为报纸上松散的词也能有所作为感到诧异，接着韵律就自然流淌出来。我在家剪报的习惯由来已久，我随意把它们铺在桌上，看着看着，它们自己就组成了诗。基于对特奥多尔·克拉默和英格·米勒的诗句的信任，我接纳了那些未经加工、在桌面上偶然组成的诗句。这些词彼此相识，因为它们必须共同分享一小块地方。我无法把它们赶走，诗兴就这样渐次浓厚起来。从一开始我就会剪下所有见到的“国王”字样，绝不会把它留在报纸上。有一次，在拼贴之前，我数了一下，桌上并排摆着二十四个“国王”。我把第一个“国王”放进句子里，韵律也随之飘然而至。这说明通过诗歌能够接近国王。我们可以请他出场，诗韵将国王逼到他引发的心跳节奏，然后划一条光滑的弧线进入他制造的惊惶。韵律盘旋而起，整齐划一。整个诗句换步行进，与其他诗行协同一体。我们也可以逆向梳理韵律，把它们藏在句子中间，然后看它们如何将丢掉的再吞回去。句末的韵律可以浓墨重彩，立体地展现，但阅读时不宜强调，要隐藏在声音里。

“国王”在我小时候就已植根于脑海。他隐身于事物中，即便我一个字都不写，他也存在着，以一个家喻户晓的恶人形象存在着，为着掌控生活中出现的新的错综复杂。国王现身之处，不会见到仁慈。然而，在生活远离可表达的范畴时，他可以整理生活，无须词语就能对付它的杂乱无章。国王一向是需要被经历的，而不是被说出的词，靠说话无法接近他。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在那些时日，恐惧或多或少一直伴随着我。“心兽”与被经历的“国王”不同，它是一个被写下来的词。它在纸上诞生，写作时用来代替国王。因为我在死亡恐惧中必须为生命渴望找一个词，一个我当年在恐惧之中无法拥有的词。我需要一个像国王一样的双刃词，胆怯而专横，必须能进入身体，成为一个特殊的内脏，一个可以承载周围一切的内在器官。我想与住在每人身体里的无常对话，那住在我心里、也同样住在那些强势人物心里的无常。它不认识自己，被以不同方式填充着。随着偶然的进程与内心愿望对我们的改变，它有时驯顺，有时狂野。

到德国后的第一个除夕夜，午夜时分，国王突然出现在派对上。当时，客人们都在铸铅，我注视着勺子里熔化的铅在凉水中滋滋冒气，凝固后成为一个全新的模样。我心里清楚，国王也是这么出来的，心兽亦然。大家让我也来铸一个自己的新年幽灵铅，可我不敢，笑着抽身离开，怕他们看出破绽：神经极度破裂的人最好不要铸铅。别人心里充满明亮的幻想，而我的顾虑太多太多，我怕幽灵铅会封锁我的心兽，让它整整一年都来烦我，在我想抓它时捆住我的手脚。所以我不要铸铅。还有——恐怕这是同一问题的延伸——，我担心大家从我的勺子里爬出来的东西上，看到我内心的残破，看到我如何费劲心机用“心兽”来定义我的内心状况。

在弗里茨·朗格（FritzLang）那令人压抑的电影《橱窗中的女人》（中文另译名：《绿窗艳影》；德语译名：《危险的相遇》）中有一句台词：“你走进了一个几分钟前还完全不能意料的情境。”我意料到了，我意料到这铸铅游戏会暴露一些我无法意料之事。国王追赶着我，从乡村来到城市，又从罗马尼亚来到德国。他是我一些永远无法明白的事物的反映。当大脑迷失，词语失灵时，它将这些事物拟人化了。所以每每遇到这种情况，我都喜欢说：啊，国王来了！

到了德国之后，一个朋友被发现吊死在住所。我知道朋友留下的地方，国王又一次鞠躬杀人了。罗兰德·基施，年仅二十八岁的建筑工程师，寡言少语，话音轻柔，不事张扬，喜欢写诗和摄影。我被宣布为国家敌人后，不论我在罗马尼亚还是在德国期间，他从未像别人一样与我断交。我定居柏林后，他明知有危险，还是不断给我写卡片。我曾希望他断绝我们之间的友谊，因为我很担心他的安全，同时又盼望收到他的来信——这意味着他还活着。他最后的消息，是他死前几个星期寄来的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我们曾经常散步的一条街道，在我走后变化很大：街上新铺了有轨电车道，轨道上长满半人高的野胡萝卜，开着金边白伞花，似乎在向我预示朋友身处危险。我从那里抬脚离开后，我们的距离被拉开，随性的交往被没收，无法再直抒胸臆，阅读来信时要在它的小生境中寻找隐蔽的含意。野胡萝卜是我们分离的意象，我想，也许所有注视着人类无望的植物，都可能变成野胡萝卜。卡片背面只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不打算把纸上的空白填满：“有时我只有啃啮手指，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不久他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句话的分量，比它所有词加起来所能表达的内容要重得多。它引领我们走到词语无法忍受自身之处，包括我们引用他的话时需要使用的词语。不是因为这句话，而是因为这个人，人本不应该像他一样，待在这样的一句话里，但他也是逼不得已。

他死去的日子和这句话的情况类似，是五一。在劳动节这一天，热衷于草菅人命和建纪念碑的独裁者干掉了一个建筑工程师。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觉国王扼住了我的脖子。让我们想象一下：晚上你独自坐在家中，有人敲门，你打开门，然后就被吊死了。邻居们现在回忆说，当晚他们听到不止一个人的喊叫，但没有一个人去帮忙。尸检也被拒绝了，因为国王不允许别人看他的牌。死亡证明书上，官方的结论是自杀。问题是：原本的计划就是吊死，他反抗时头被套进了绳索呢，还是被审讯和拷打致死，刽子手不知如何处理尸体，又把他吊上去的。吊死是预谋好的，还是因事情没有按计划进行，只好在匆忙中，在蔑视中，或者只是为了好玩儿，临时的一个处理办法。杀人者是职业特工，还是被雇佣或是被胁迫的罪犯？

死亡带给我的震惊，尸检被拒绝的事实，使我想起童年时经历的另外一件事——村里的桑椹国王。无可争议的自杀，却不得不做尸检。他在患晚期癌症的最后日子里，只能得到盘尼西林，因为医生没有足够的吗啡。在无法忍受的病痛中，他与死亡定了个约会。他的后院有一棵桑树，上面靠着一架梯子。每年他的鸡都学会在树上睡觉。一到晚上，它们顺着梯子爬上树冠，一排排蹲在树枝上睡觉。天亮后，再顺着梯子下到院子里来。死者的女儿说，通过几个星期的训练，他让鸡们熟悉了他，这样他在上吊的时候，鸡没有受到惊吓飞起来，也没叫一声。那天夜里，院子里非常安静，悄无声息。她夜里三点醒来，起身去看看父亲。床上只有睡衣裤，人不见了。柜子门开着，衣架和他最好的一身西服不见了。她的第一个想法是，他可能想到院子里走走，减轻一点痛苦，但也不需要礼拜时穿的西装啊。她大着胆子来到院子。月光如洗，院子从黑暗中浮出，鸡像往常一样蹲在桑树上。白色的，尤其是那些白色的鸡，她强调说，像陈列柜里的白瓷餐具一样泛着光。他就在鸡的下面，吊在一根树枝上。他是我的邻居。事情发生后，我再看那棵树时，脑子里总是发生错觉，我不断对自己说：他们用的是同一个梯子，他和他的鸡。盘尼西林医生并不自责，他竟敢怀疑这不是自杀，坚持要做尸检。他把衣冠整齐的死者的尊严从他最好的西装上扒了下来，在炎炎夏日，在院子正中间，靠着桑树的梯子架起屠宰桌，扮演起尸检专家来。死者被解剖，放进他房子里最漂亮的房间后，棺木的盖子立刻被盖上。但我还是觉得自己看见了他脖子上深蓝色的勒痕，像树上桑椹一样的靛蓝。像鸡头上有冠一样，他脖子上的条纹就是他的冠。死者辞掉了肉身的陪伴，走进另外一种宁静的物质，逃进了果肉里。带着脖子上的勒痕和好西装，他把自己变成了树上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颗桑椹。他是走入地下的桑椹王。

在亚历山大·沃纳的小说《墙中窗》里，出乎意料的是，桑椹王也在字里行间穿行。他在这里变身女人，脖子上的蓝色条纹变成了首饰。她脖子上蹲着我童年时的桑椹王。“她接过父亲递给她的玻璃杯，一饮而尽的时候，我注意到她粗壮的脖子上有一根黑丝绒带，上面挂着块奖牌。一个月后，我们明白了父亲没错。我问他母亲是如何杀死自己的，我的问题纯粹是个形式，因为我知道，杀死她的是这根黑丝带??恐怕这勒紧的颈带（手指稍微往里一钩，就能把她勒死）是她直挺挺地躺着不动的原因吧。”

朋友死后，再看到绳子总让我感觉异样，我一直避免接触它们。公车上的悬挂把手我不会去碰。大衣挂在立式衣架上，仿佛脑子里响指一打，脚在其中停留了一瞬，随后离地而去。我在车站的书报亭买了张明信片，讲解各式领结的打法。领结是衣领下、环绕脖颈的再明显不过的绳套。我买得太轻率了，我以为自己能够直面这领结的大阅兵。为了驱走恐慌，我长久地盯着它看，直到它不再干扰我。我把明信片塞到抽屉的最下面，一躺就是好几年。我不会把它寄给任何人，也不想扔掉。

谋杀常常被导演成自杀。反过来，轮到自己人时，自杀也可能被说成是意外。所有中上层干部都效仿齐奥塞斯库打猎的爱好，有的出于自愿，有的则是不得已。打猎成了干部们的一项体育运动，森林里的党员活动，最偏僻的小地方的官员也不例外。蒂莫什瓦的一个干部，因为厌倦了生活，在猎鹿时，趁没人注意，将一颗子弹射进自己嘴里。报纸的“纸房子”说，他在打猎时意外身亡。我认识一个大学生，她父亲当时也在场，所以对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我们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生命的长短全由国家定夺，看到这种报道往往会生出许多苦涩的幽默。我那个四五年后被吊死、档案中被写成是自杀的建筑工程师朋友，听到这“狩猎事故”时说：“原本是猎人打鹿，但鹿却穿过了这位猎人的上腭。”我们就“上腭之鹿”编起了笑话，笑话又带出新的笑话，成了连环笑话：“宁要手中麻雀不要口中之鹿”，或者“宁要村中教堂不要柜下臭虫，宁要柜下臭虫不要棺上盖子”。每个人添点油加点醋，编出一篇即兴童话，一个由零星图像拼成的马赛克，一个压一个，成为小组的一种诗歌练习，用讽刺和挖苦平抑每人心中的恐惧。游戏产生了一种活力，因为每个人都把前面一句进一步推向荒谬。我们的作品像德国童话一样规规矩矩地开始：“从前啊，”紧接着一个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始：“从前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罗马尼亚童话都是这样开始的。以这样一个经典罗马尼亚式童话的开端，直指政府蹩脚的谎言，已经足够大家爆笑一场。我们还可以这样不断滚动下去：“从前啊，和从前一样，当时啊，和从未发生过一样。从前啊，也无所谓怎么样。从前的某一次啊，数不清是在第几次了，和从未发生的一样。从前啊，从前的最后一次，打猎时啊，一个猎人，和别的猎人一起，不知道啊，总共是多少猎人。当四周啊，不知道方圆多少里，再没有第二个猎人的时候啊，除了这一个，也不知那是几个猎人当中的第几个??”这种比对要不断升级直到顶点，句子则变成迷宫。

在纵横交错之中的某一个地方，猎人柔弱的粉红上腭要赤身奔跑在森林坚硬的土地上，它必须碰到一只鹿，要长大，长出皮毛和鹿角，和鹿接近到足够以假乱真的程度，最后被自己的主人一枪打死。具体如下：“上腭和鹿彼此相像，像森林和森林相像，像树和树枝和树叶与别的树和树枝和树叶相像，像旗子或豌豆和别的旗子或豌豆相像，正如某个同志和另一个同志相像。”我们有个句子迷宫一览表，很长，那是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把无数路径和弯道放进去，直到脑子里乱成一团。

上面的内容是我自己新编的，原来的早已淡忘，但大致意思是一样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渴望激怒了国王。习诗使我们更加渴望生命。不加掩饰的幽默笑话是对现政权解体的一种想象，同时也是给自己打气，因为我们嘲讽的对象随时可能终结我们的生命。与其说集体创作笑话给我们带来了喜悦，毋宁说那是我们偷来的喜悦。房间里的确有我们嘲弄的臭虫——窃听器。有时，我们已经记不得哪些内容是自己或朋友编的，在天知道第几次的审讯中，审问者会倒回到这段已被遗忘的时间，用特工分析方法，就我们的“反动观点”个别对质，一字一句和我们清算。有时，他们还把整个故事翻译成蹩脚的罗马尼亚语，翻译后的文字幽默感荡然无存。审讯往往要持续半天，直到自己的脑袋都不知道是谁的了。审讯终于结束之后，我们坐在一起商量对策，如何在否认自己言行的同时不致牵连别人。我们的故事翻成罗语后，政治风险没有降低，文学性却被严重歪曲，诗意丧失殆尽，这是我十分不愿看到的结果。审问时，连续几个小时的反刍让我渐渐忆起原文，我本能地想恢复原文中的诗意，但我必须忍住，否则就成了自我控告。

每次，当审问者认为已将死我的时候，总会以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说：“你瞧，事物总是相关联的。”他说得对。但他不了解，在我头脑中，有多少事情，又是哪些事情关联在一起是违背他的。他坐在一个抛光的大写字台前，而我面前是一张刨得不平的小三角桌，这在我就已经是一种关联。“你瞧。”是的，我瞧见了，桌面上的许多凹痕，那是其他受审的人——对他们我们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还活着——留下的。连续几小时的审问，我必须一直盯着审问者看，这让他成了国王。他的光头恐怕需要我祖父战俘营的理发师来处理，他裤角和袜边之间露出的小腿肚上一根毛都没有，闪着难看的白光。是的，在他脑子里，所有事情联系在一起对我很不利，但我脑子里联系的是别的东西：如象棋子中站着一只王，微微鞠躬，审问者体内也有个王，是杀人的王。那是我刚刚开始受审中的一次，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刨子幽灵也来了。窗玻璃在阳光下泛着波浪形微光，在地板上洒下一圈圈白色的光环。在审问者横穿房间时，光环爬上他的裤腿。我暗自希望他蹒跚一下，让光环爬进他的鞋，穿过脚掌将他杀死。

几个星期后，国王不仅走进他光头上消失了的头发，也走进我依然存在的头发。我们俩的桌子中间，明亮的光环又落在地板上，蛇一样盘旋着，比平时要长。外面风很大，光环飘忽不定。审问者一忽儿站起来，一忽儿又坐下，显得神经兮兮。刨子幽灵很不安，审问者一直看着它。我一动不动坐在那儿，是实实在在的存在，刨子幽灵只是个影子，像小丑一样跳来跳去。他在我和刨子幽灵之间失去了控制。他走过来走过去，在我桌边大声咆哮着，我感觉耳光就要上来了。但他举起的手，却从我肩膀上捏起一根头发，准备让它在两指之间落到地板上。我不知为什么突然对他说：“请把头发放回去，那是我的。”他慢慢地——像慢镜头一样——把胳膊放到我肩膀上，摇摇头，穿过光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的树笑起来，他的笑带着回声。趁他笑的时候，我顺着眼角看了一下我的肩头，他真把头发按原样放回去了。这一回，国王之笑也没用，他对头发插曲没有思想准备。他从马鞍上被甩得太远，落得个出丑。我感到一阵愚蠢的满足，好像我从此把他牢牢攥在手心。他的摧毁训练只在程序正常时起作用，他只会按部就班，即兴发挥对他来说是一种冒险。这一切并不真实，是纯粹的臆想，但对我有用。

头发与理发师总是和国王有关。我和朋友们离开住所前，会把头发放在门把手上、柜子把手上，抽屉里的手稿上，书架的书上。这是机警而不为人注意的标志，能告诉主人不在家时是否有过不速之客。“差之毫发”、“发丝般纤细”、“发丝一样精确”，对我们来说不只是固定的用法，它们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在小说《心兽》中写道：“我们的心兽像小鼠一样溜走。它们将皮毛扔到身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如果我们事后予以谈论，它们会更长久地滞留在空气中。写信时不要忘记写日期，永远记着往信封里放一根头发，埃德加说，如果头发不见了，就说明信被打开过。我心想，一根根头发，就这样随着火车走遍整个国家，深色的是埃德加的，浅色的是我的，库尔特和乔治是红色的。”

我的朋友罗尔夫·波塞特，准备离开罗马尼亚前往德国的时候，家里被秘密警察彻底翻了个遍，所有信件和手稿都被带走了。他们走后，波塞特拿起一把剪刀，默默地走到盥洗室的镜子前，剪下一缕头发和一撮胡子。七个星期之后，人们才明白这疯狂剪刀其实是一次自杀演习。到德国六个星期后，他从收容所的窗户跳了出去。

男人的发型较之女人具有更突出的政治象征，它能显示国家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象征压迫的程度。

所有男人，一度或永久属于国家后，都会被剃光头，比如士兵、囚犯、孤儿院的孩子，和犯了错误的学生。学校每天都会监督孩子们头发的长度——脖子到头顶的下半部分不能留头发，耳垂要有一指宽不能被遮挡。不只小学生如此，在中学甚至大学，头发的长度也沿用这个标准。理发馆按性别分开，男男女女在同一间发廊理发是不可想象的。国王要求男女有别，好让他能够一览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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